第二节 相关研究及不足之处

一、研究综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发展，知识经济逐步成为各国进行创新的主要路径之一，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创新形态也在不断的创新尝试中逐步得到累积，在这一过程中，创新成为知识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罗默（Romer）和卢卡斯（Lucas）针对全球经济逐步迈向创新扩散的背景，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罗默认为创新过程中的累积是一种内生因素，这种独立的累积作为经济增长方式可以提升投资效益；而卢卡斯则主张创新增长、技术进步应回归到人力资本以及由此形成的创新累积上（Lucas，1988）。这主要是由于人力资本所携带的创新知识在产业投资、结构优化、生产增长和教育功能等方面对创新产生深刻影响，且基于人力要素进步的信息技术、通信等外部保障机制将进一步推动就业的快速增长和传统生产方式的快速分化，进而是对上述具备创新知识追加投资。同时，伴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等概念的提出，不少学者将研究精力集中于知识经济的嵌入式运行及其在全球化经济下的效益增加等问题上。

20世纪以来，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和产业发展逐步进入到基于技术和科技革命的高速发展阶段；同时，知识在融入各个产业进行创新的过程，逐步演变成为一个重要的参与要素，形成更高的创新生产力（Drucker，2006）。知识生产研发促进了新技术诞生时间间隔的有效缩短，并为进一步的产业技术革命以及主体基于外部技术引入后的能动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技术选择，而且产业内部产品的技术革新所需要的技术支撑获得了规模的扩展（Venkatesh，Viswanath，et al.，2003）。与此同时，创新主体在创新要素进一步融合的过程中，实现了各个产业自主创新过程中更高效、更为显著的协同效应。从本质上看，知识经济对于创新的推动是以创新与技术购进、消化和吸收，因而对于主体创新产生推动作用的并非主体既有的创新知识，而主要是外部动态化的知识以及主体对于创新的互相合作以及嵌入，以及参与整个创新组织内部重定向分配的创新要素运动（Ratcheva，2005）。而无论是简单的创新生产协作还是提供专业化知识创新要素服务的过程，都将目标指向创新绩效的高效获取。因此，对于不同创新体系内部的不同角色定位，及其获得创新溢出效应的高效输出，寻找有效输出和生产要素组合是解决产业创新以及知识经济有效增长的关键。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的第一个动态特征便是知识生产要素的组织内流动，PohKam（2000）认为知识生产要素的再组织是构成创新网络的基础，并且基于不同的要素组合，可以实现基于不同创新效益的要素能动转移——知识生产要素的溢出绩效流动机制，即每一类创新生产要素是以更高的创新生产溢出为流向判断的基础，更高的溢出绩效是其运动的目标部门。Sazali（2011）突出强调了不同的要素组合、主体保护以及知识的可转移程度等因素决定了要素组织内部的运动流向，从而反馈至不同组织之间的溢出成效。Hashimoto-Tane、Yokosuka和Sakata-Sogawa等（2011）则从更广意义的角度进行诠释，证实了不同规模主体在隐性知识转移过程中的功能存在差异，并指出利用不同的创新企业自身的创新带动所有创新要素的联结，是产业进行知识转移的主要步骤。可见，知识转移本身就是一个以要素联结创新网络内部以及外部的重要内在因素，对于创新创业的外在因素而言，知识转移本身又是一个包含环境支撑以及措施推动的综合过程；与其持类似观点的还有Abdul Wahab，Rose，Jegak，et al.（2011）。而Parker（2012）结合要素共享行为剖析了基于创新生产过程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知识生产要素的转移特性，并指出知识转移的过程在本质上即为被知识接收者完全吸收，并且以主体之间变动的相对位置以及关系进一步促进创新联结，使知识得以被共享，同时使接受者获得最大化效益的过程。Muller和Zenker（2001）则指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知识转移过程本质上是通过不同组织以及网络节点联结推进围绕要素的部门间联合创新，这种运动不仅有助于各个产业汲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溢出资源，促进主体之间的创新生产成果转化与进一步的创新紧密协作增加，而且促成了KIBS发生进一步的创新知识转移效应，由于知识要素自身含有嵌入特性，知识要素不仅嵌入个体，而且还被包含于个体的行动之中，并且部分地被保护，形成主体对于知识的控制权，部分地被主体以公开的形式成为可交换的创新资源，甚至是组织以及组织的社会网络结构之中（Hossain，2015）。

另一方面，知识转移作为在知识生产要素的转移运动，其所受影响的因素不仅包含创新主体内部的组织方面因素，也包含组织外部的环境以及制度、措施等支持类因素。Malhotra（2000）指出不同创新组织之间的创新协作通过主体内部的知识管理得以实现，一方面受制于不同创新组织对于知识生产要素的有效转移，一方面取决于创新个体差异。帅亮（2012）则认为知识转移过程中的知识生产要素在知识转移过程中的隐性特性，使得不同创新部门之间关于不同的创新转移存在部门间、成员间知识交流和分享的内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建立在创新主体对于整个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网络的学习效能上，也反映在不同创新主体对于不同创新绩效的学习机制上。另有学者从知识创新主体及其组织、组织成员、工具（包括软硬件和技术组件）、任务（反映组织的目标）等角度论述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知识生产创新过程中知识要素转移的影响机制，并结合知识生产要素对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所服务产业的创新融合，论证了不同创新主体对于知识转移的差异化分配机制。

关于知识要素转移的吸收特性，Walter，Lechner，Kellermanns，et al. （2007）的验证证实，主体之间的联系不仅影响其创新效率，而且因主体之间的组织结构发生差异，而随着主体的进一步联结，各主体形成的创新联盟等合作形态以网络结构的作用将影响各类主体的创新效应。同时，对于知识转移过程中创新微观主体差异因素，研究者也进行了归纳。如Almeida & Kogut（1997）指出创新主体的创新知识多元化程度将影响其创新水平，而对于知识转移要素吸收的意愿，也就是接受创新知识体系的主观意愿、主体对比KIBS之间关于创新知识与信息的储备差异都对于知识转移具有重要影响。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Tseng和Da（2008），以及Pina和Tether（2016）等人。这些学者一致认为影响知识生产创新的知识要素转移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知识转移要素接受意愿不仅包含主体对于整个参与转移的创新知识要素的共享能力，也包含基于创新知识本身对进一步联合协作过程中的基础性生产要素的独占性优势获取，并且受到主体内人力资本要素、物质资本以及所在区域劳动力供给以及创新外部吸收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另有学者从创新要素吸收的长短期角度，分类别针对知识生产要素的转移和吸收进行了论证，如Bebczu（2008）指出任何一个创新主体在创新网络组织内部对于知识的吸收效率，在短期内主要受自有创新知识影响，而从中长期来看，主体对创新知识获取动机、政府与其他相关外部支持则更为关键地影响创新知识要素对于创新绩效的有效传导。

而对于创新知识体系的创新绩效而言，不同层面的产业革命是对于知识创新生产要素的再组合，即知识生产要素的重定向分配，特别是其中的人力资本要素对于创新的跨空间分布以及基于优化为目标的要素组合与组织优化，必定带来直接的，也是规模化的产业效益（Ferreira，Fernandes，2012）。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要素组织对于不同的产业创新改革的内部要素、组织、管理的冲击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以何种组合形式获得创新生产要素的高效溢出绩效的途径。因此，对于知识经济创新溢出的绩效与能力获取，在本质上即是通过一种要素组合实现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配合形成新的创新网络脉络的过程，换言之以不同绩效之间的“换算”优化“算法”，并结合知识创新要素的自身效率优势进行分部门间的创新结合，进而全面优化各个生产要素在不同创新部门之间的融合过程。

知识经济进一步优化逐步分化出基于知识创新要素的各个生产部门以及新兴产业，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就是一个重要部门。该类产业部门具备大量技术或科技从业人员，且拥有丰富的生产或服务于科学技术的信息资源。而考察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再到知识密集型，创新始终贯穿产业发展始终。无论是美国商务部，还是经合组织都在其对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部门界定上着重强调了创新知识在其部门运行，特别是服务过程中的突出作用。而Miles，Kastrinos & Bilderbeek等（1995）人从知识服务的角度将KIBS划分成传统专业服务以及新技术服务，其本质也是对知识在知识服务创新内容上的再划分。

综上所述，研究者们对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各种分类与部门划分都将KIBS指向一个共同特点，即其本身具有创新特征，这种特征既包含了其对于不同产业之间创新资源要素的桥接作用，也包括了创新主体之间进行创新交互的重要媒介。KIBS对于创新资源的衔接、传递功能，以及创新质量与输出成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Ciriaci，Montresor，Palma，2014）。

另外，国际化过程中，各国学者的研究表明，知识密集型产业通过组织学习不断从创新系统中吸取知识、创造知识，在完善创新系统的同时，为主体提供产品创新价值和专门化的服务，也使自身国际化能力得以形成并逐步获得提高（Sole，Carlucci，2010）。

另一方面，KIBS在与产业创新衔接中进一步发挥创新联结作用，构成了基于创新及其效应获取的创新网络。在这一网络结构中，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为进一步的创新联结形成不同奠定基础。

Bell（1995）的研究证明不同阶段创新主体在结合知识开展创新时所表现出的效率存在差异。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生产及其创新转移是组织内部各个主体对外部知识和技术以及信息产品的总和优化。这种优化不仅表现在现有知识创新程度上，而且还存在关于不同创新方式以及创新内容的契合。

Madsen和Servais（1997）探讨了主体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联结功能性质，并指出组织内其他主体的协作，特别是其中的集群网络以何种形态实现生产、服务、产品以及信息的共享和共同利用；而不同KIBS部门内部创新的进一步分化对于创新主体不同的协作形成化的功能存在定位差异。

Contractor、Kundu和Hsu（2003），以及Tolstoy（2010）都提出了类似观点，即主体在知识生产创新过程中以创新主体自身的进一步功能差异化分工，具备产业内创新优化功能，并对KIBS参与产业间创新转移形成了基于创新网络的差异分工和国际创新合作扩展，从而进一步优化了利用同样创新要素为不同的创新行动提供差异化的路径。而作为创新主体构成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微观层面的创新企业，在分析其位于创新网络组织内部的企业过程中，还应该考虑创新主体内部的创新承担者——人的作用因素。而流动的各类要素参与各类创新联结并服务于各类创新活动，引致创新主体程度各异的创新发展，而在这一过程中因创新水平差异而形成的不同主体内人力资源等要素差异，会进一步作用于后续的生产与创新活动，进而向创新生产网络联结传递创新绩效（Grimshaw，Miozzo，2009）。

Aslesen，Isaksen，Stambl（2008）的研究则表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接产业服务将创新知识以及信息进行组织，并同时联结各个主体围绕创新资源的过程，在劳动力逐步流动的过程中发生了携带创新知识的逐步转移，而这也反过来影响创新效率的改善。

当然也存在主体因社会网络等因素造成的资源贡献差异，以及更为复杂的创新主体要素组合行为，从而致使不同的人力资源对应的KIBS知识生产要素的知识转移效应存在差异（Sempere，Lajara，Litto，2003）。

关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过程中的自组织改进，学者们主要从创新网络结构的节点功能进行论证。对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而言，自组织改进是一种融合性的网络参与，即按照不同的功能节点进行知识生产要素进一步消化吸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创新主体倾向于主动融合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服务提供过程中所包含的创新知识与信息，并以此形成创新生产全过程的区域创新增长的优化实践活动（Peter Wood，2006）。

创新主体参与创新生产的互动是整个创新网络对其进行功能再分配的制度安排，基于效率的交互则是知识生产要素向创新进行有效转化的基础。而知识密集型对接主体的创新服务，包含了主体之外的创新环境氛围，也构成了KIBS自身内部创新与主体之间创新的细化差异，从而为主体进一步提升创新效率奠定基础。同时，任何一个创新主体参与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知识生产创新活动，都受到不同主体对于创新联合以及节点功能差异的利益分配以及相关风险的影响（Salomo，Weise，Gemünden，2007）。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进行知识传递以及创新网络的进一步优化过程中，必定考虑不同的功能节点所对应的知识创新主体存在个体微观层面的差异，由此形成的创新联结并非一定具有直接的创新效应，对于KIBS的知识生产创新绩效溢出输出对象主体对应的网络节点结构机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以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进行创新联结的网络化组织形态，其每一个节点部门对应的知识化服务、创新技术溢出都是基于每一个创新节点的联合、互动影响的结果，因此对于KIBS创新而言，应该从知识溢出的方式、管理模式、形成渠道以及质量完善等角度进行进一步的创新拓展，尤其是对外创新特色显著的部门，以KIBS为基础拓展其创新效益，才能获得基于知识生产创新的溢出绩效的显著提升（Tsurumi，2009）。国内学者对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网络化创新，高技术含量的要素传递持类似观点的有夏晴、何万里（2008），曹鸿星（2011），时省、赵定涛、洪进等（2013），吕民乐、金妍（2016）。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通过进一步的创新网络节点联结，以知识生产要素的能动创新进行每一个要素之间的创新协作是基于节点化网络谋求知识生产创新绩效的关键。Javorcik（2002）将KIBS进行创新网络联结的基础归纳为将每个创新节点的功能的最大化网络联结。Doloreux和Shearmur（2012）的研究表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知识生产创新对于创新主体的影响存在离散空间和连续空间特征，特别是产业集群等组织群落的影响作用机制，进而反映出KIBS对主体创新效率提升的空间作用机制。部分学者则认为在创新主体进一步拓展境内外市场竞争机遇的同时，外商直接投资推动的东道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生产，为结合外商直接投资带动下的技术联盟创造了基础优势，而迫于更激烈竞争下的要素流动活跃程度增加，东道国KIBS部门必定会对服务化技术以及技术溢出进行进一步的深化协作与内部创新，从而带动FDI背景下KIBS节点化网络组织创新的行动。在结合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技术创新联盟的知识创新效应时，每一个节点网络中的角色定位，以及不同功能中的创新主体是否可以直接形成对于知识创新的接驳，是KIBS进行创新突破的关键途径（Torrecillas，Fischer，2011）。不同的要素作用于东道国各个产业集群的过程中，通过FDI的进一步推动，基于外资以及东道国自身产业创新构成的要素向既有技术联盟的创新技术转移输出，构成了有别于东道国境内产业自主创新生产与服务化要素供给的联结，尤其是在不同的网络连接中，每一个主体在创新组织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及该功能定位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过程发挥何种网状脉络联结作用，都是KIBS从中获取联合绩效的关键。

每一个创新主体组织内部本身就存在着一个创新网络的关联联结方式，这对于组织进一步拓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创新联结提供了接驳的便利。Larsen和Pedersen（2003）指出创新主体以不同的节点地位形成新的组织关联，在各个协作过程中关联着部门内个体并通过创新知识管理的模式，形成了不同创新网络关于创新溢出能力的提升效应。

综上所述，KIBS围绕知识进行的创新，应该在创新联结过程中，对与其相关的创新知识参与主体所在网络节点开展深入布局，需要结合性考虑每一个创新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创新合作关联，而通过不同的创新节点地位改进，结合不同创新主体网络组合结构来换取更高效创新绩效是基于KIBS基于知识生产的创新的合理路径。

关于KIBS在创新联结过程中的组织内部层级，Stahlecker和Koschatzky（2004）指出不同的创新主体在汲取不同知识生产要素实施创新的过程中，基于自身的不同节点功能特征，会形成不同的创新网络，而其对应的创新网络层级，特别是针对创新溢出绩效的网络在整个水平层级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和空间临近性。而前述关于KIBS知识生产溢出过程中的网状关联联结，会形成不同程度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主体绩效溢出的汲取差异，并且与区域创新水平形成关联（Wyrwich，2014）。主体对于创新的外部投资等因素会影响最终的绩效获取，而每一个创新组织体系只有通过反复的关联训练和创新联合行动，才能逐步强化创新主体所在创新网络内部的组织效能（Bengtsson，Dabhilkar，2009）。

每一个创新主体借助不同的生产创新网络进行进一步要素转移的分解，是进行层级创新改进的关键，对于KIBS而言，进行创新的过程，其本质在于不同的创新主体进行围绕创新要素及其网络层级分布的统筹协调和整个创新流程的优化（刘鹏程，孙新波，张大鹏，等，2016）。

另外有学者从知识生产创新的主体模仿行为中进行剖析，并针对网络层级内主体的不同创新实践作进一步的探讨。例如，李志宏、王娜、马倩（2013）指出不同的创新引发的知识生产要素在协作式创新网络内部主体的共同协作，也受制于外部创新网络的技术以及主体内部创新的影响，都会逐步引发基于创新的知识溢出。而作为服务业中最能实现增值的关键环节，可以通过不同形式的创新联结加以实现，而其中创新溢出与层级化网络的共同开发方面存在着较多的共性和可拓展空间。不同的知识生产创新对于整个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而言，是以各个层级的网络组织创新溢出水平为基石而进行的创新优化（侯立军，张辉，2010）。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每一层次的网络创新主体，都会以自身最大化的利益与创新平衡，实现更高效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知识生产溢出。

知识生产过程是一个结合既有创新网状关联的自我更新，表现在整个创新过程中即为一个综合外包服务向更具网络创新要素分配效率且兼具平衡的框架体系（Bardhan，Whitaker，Mithas，2006）。在这一过程中，可以通过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及进一步的学习，完善自身相对既有创新生产组织网络内的主体创新模式（Sambamurthy，Bharadwaj，Grover，2003）。

因此，KIBS实施层级化网络创新的同时，利用各类创新需求并结合市场竞争现实，进行针对创新要素的流转重新定向分配，并借此优化网络层级水平。以创新的要素差异化进一步提升创新主体的网络内部层级绩效则是改善KIBS知识生产创新与溢出绩效过程的关键路径。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中的不足

（1）尽管学术界对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及其效应获取方面的研究已经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形成累积，但现有研究侧重于KIBS与各产业部门创新绩效及创新能力获取方面的关联验证，忽略了KIBS关于知识生产要素调动需求、受制因素及其所服务产业在要素调动方面的需求差异；尤其是上述过程所对应的创新研发与主体自身要素的配置能力、创新网络内部的联结角色、总体网络对创新绩效提升的层级水平等因素，均未得到直接的验证与进一步探索。

（2）基于网络视角及利用网络推进创新、创新溢出绩效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并向创新集群网络纵深方向发展，但是研究主要着眼于集群网络的组织形式，主要集中在创新主体在集群网络以独立的或非正式联系等形式所形成的创新组织方面的研究，尚未将注意力转向创新主体在地理空间临近的集群网络中能动自主架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上来，并且对于创新主体以何种身份切入现有创新合作机制与生产服务链条中，又具有何种特征及要素、管理准备才可以实现更高效的知识生产要素在整个创新网络内部的有效转移和共享等方面的研究也有待深入。

（3）对于面向KIBS所服务产业集群网络的创新发展影响，现有研究主要针对集群的知识生产要素溢出等效应，所选取的对象及研究范围主要分布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传统产业的知识生产溢出协同方面，以及整个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知识生产创新阶段的既有创新渠道，而事实上随着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变化，越来越多的创新渠道成为整个创新网络从生产联合走向创造协同的重要构成条件，对比之下相关研究尚未上升到对既有产业结构的特征以经济产出的功效进行跨边界的效率评价层次，从而不能形成关于基本要素布局、面向创新网络基层主体的布局对策参考。

（4）针对KIBS所形成的各渠道研发创新投入及其所带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生产效率以及生产网络创新、各渠道创新能力提升绩效之间的关联关系，创新提升的幅度、关联性及其效应类别等方面的研究，尚处于探究阶段；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资源要素禀赋趋紧，借助包含创新资本、支撑环境等要素在内的综合改进，乃至基于这一路径累积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技术创新能力、创新绩效改进，以及改进差异的影响关联等方面，尚未形成相对较为细分的关注与深入研究。本研究力争对上述问题作出理论、实证以及对策方面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