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动态综述

一　国外相关研究

早在19世纪，国外就有很多关于大学、大学精神的研究。基于西方哲学之父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理念，纽曼(J.H.Newman)在其传世之作《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提出了“大学理念”，他所提出的“大学理念”指的是“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它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均衡发展，建立大学的目的是培养优秀的社会成员，因此，大学的任务是对这些社会成员进行免费教育和知识培训。实际上，纽曼所宣扬的大学理念是一种培养人才为基本核心的价值理念，他反对把大学局限在单一的专业教育上，主张学生“应真实主动地进入知识领域”，使学生在普遍知识的平等交流切磋的氛围中自由地进行自我教育。纽曼的大学理念和思想与边沁(Jeremy Bentham)和密尔(J.S.Mill)等功利主义教育家倡导的科学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观点大相径庭，与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t)在柏林大学进行的改革思路也有明显不同。洪堡和纽曼一样，都反对大学的功利化，但他与纽曼最大的区别在于:他认为大学的职能是双重的，大学不仅要培养人才，还要开展科学研究。在现代大学理念的发展过程中，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的改革起了里程碑的作用。大学校长海因斯主张的“威斯康星理念”对大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认为大学有三个方面的责任:一是把学生培养成有知识、有能力的公民;二是发展知识;三是把知识传授给公民并为社会服务。而麦卡锡的“威斯康星思想”认为，“社会服务”是大学的重要价值理念。经过近一百多年的发展，为社会服务仍然是世界各大学所奉行的重要价值理念。

在20世纪上半叶，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的《美国高深知识》(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1918)、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大学之理念》(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1923)、弗莱克纳斯(Abraham Flexner)的《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大学》(Universities: American，English，German，1930)、加塞特(Ortega Y.Gasset)的《大学的使命》(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1930)、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的《美国高等教育》(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1936)等都从不同角度对大学的理念进行了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加塞特和雅斯贝尔斯的研究。加塞特是西班牙的哲学家、教育家，他非常关注西班牙的国家制度和大学的改革，认为大学应该成为推动整个国家改革的强大力量。加塞特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把“文化的教学和传递”看作大学最重要的职能，他指的“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大学教育不应只集中于专业知识和技能教育，培养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医生、律师和科学家，而忽视了“文化”的影响。大学培养人才过分强调专业化、职业化、使人变成“碎片”——片面发展，这和通过广博的文化教育培养“全人”的理念正好相反。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不只是一个培养专业人才的高等教育机构，更是一个科学研究、文化传承的中心。大学应该职业教育与素质教育统一、教学与研究并重、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统一，这是培养“全人”(whole man)所必需的。

这一阶段的研究特点是对大学理念的探讨逐渐深入，对大学办学思想的认识越来越明晰，从培养人才，到发展知识、科学研究，再到提出为社会服务。这个过程是和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和工业化飞速发展相吻合的，市场的扩充、应用技术的普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求大学担负起培养实用人才的任务，同时还要发展知识和直接为社会生产服务。应当说这是人们对大学的认识从传统理性主义走向现代功利主义的转折时期。同时，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也充分注意到了现代大学的种种流弊，呼吁大学在注重进行职业专业训练的同时，应该关心受教育者的观念形态，培养具有广博文化素质的、心智健全的人。这些研究对后来人们的研究颇有启示，但由于在这一阶段，现代大学正处于从建立到初步发展的转承时期，因此这些研究也带有调和、折中的色彩。从研究范围来看，还较为狭窄，虽然涉及大学的任务、职能等办学理念问题，但对大学文化中的种种问题还缺乏全面、系统的考察。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高等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人们以从未有过的热情来关注大学的发展，研究有关大学的问题。60年代以后，有关大学教育的国际研讨会频繁召开，有关大学问题的专著陆续诞生，如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的《大学的功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1963)、布鲁贝克(John S.Brubacher)的《高等教育哲学》(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1978)、博克(Derek Bok)的《超越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Beyond the Ivory Towe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Modern University，1982)等。科尔在他的经典名著《大学的功用》中，提出大学的功能主要是为民主社会培养公民，并且为社会提供服务是大学的目标。布鲁贝克对高等教育领域进行全面和深入地研究，他引用胡克的话说:“大学甚至不是一个教堂，而是一座人类精神的圣殿。”当代大学继承和保留了许多教会的职责，发展成为了一种世俗化的教会。从社会活动边缘的“象牙塔”步入社会生活的中心，大学如同教会一样，是为全人类的利益和真理服务的，应当承当“社会的良心”“造就公众心灵”的职能。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批西方学者，如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约翰·卡洛斯·罗(John Carlos Rowe)等，对大学理念和人文精神的衰落进行了重点研究。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的学者三好将夫认为，没有任何现代大学是超然于国家利益和阶级利益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强化了大学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倾向(例如以“曼哈顿计划”为开端的武器研究)，大学与经济发展之间也结合得越来越紧密，最终的结果是导致大学成为专为凯撒和财神(Caesar and Mammon)服务的机构。他还不无忧虑地指出，大学里作为一种批评和干预力量的人文学科不再被重视，失去了应有的保障，资源都转移到了应用科学领域，他把这一现象看作大学的一种失败。加利福尼亚大学前校长克拉克·科尔认为，大学是一个回应多种社会力量的服务型机构，而不是自足的学术基地。然而时隔三十多年后，科尔的思想也有了变化，他在1995年出版的《大学的功用》一书中增加了新的章节，对大学的私有化和公司化深感忧虑。无独有偶，1995年上任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阿特金森(R．C．Atkinson)认为美国总是有一种在大学和工业界之间搭建桥梁的趋势，但大学更重要的功能是“文化的守卫者、人格的塑造者、价值的批评者”。他特别强调在致力于应用科学的大学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项目的存在是很重要的。[10]

随着大学的发展，许多西方学者深入研究了大学文化的建设和育人功能。在对大学文化设计和建设中，西方大学将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培养放在重要位置，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关注个性张扬，鼓励教学创新。杰姆斯·麦克朗林(James A.McLoughlin)和立青陈王(Lih-Ching Chen Wang)认为，美国高校采用“独立学习法”“合同教学法”等，积极鼓励学生表现自己，并增强自信发挥创新性思维来进行思考，如哈佛大学采用案例教学法。实际上问题提出的过程就是探索与思考的一个过程，不仅要求教师进行科学设问，还需要学生不能去迷信权威，敢于提出质疑。这一鼓励创新的教学方法，让美国大学生个性张扬，敢于去批判与怀疑，发扬创新精神。[11]第二，创建创新基地，通过实践来创新。美国福特基金会曾召开“21世纪理想大学模式”讨论会，指出理想大学是将学生是否能胜任工作的基本能力以及创新意识当成是对学生考评的重点。塔理克·穆斯塔法(Tarek Mostafa)指出，美国自从20世纪70年代就在大学内建立创新中心，指导学生做好发明创造活动，并将学生置于实践环境内，让其使用学过的理论与经验，来回答并解决那些并不明白的问题，不断向智力与能力极限挑战，提升学生的洞察能力、预见能力与创造想象能力。[12]第三，创建有效激励机制，积极鼓励学生参与科研。卡米尔·卡纳穆吉雷(Camille Kanamugire)和约瑟夫·卢塔咖米则(Joseph Rutakamize)指出，美国大学在低年级的时候，就开设“科学研究方法”课程，将该课程定为必修课，也就是学生进入高校必须掌握科研方法，为今后科研奠定基础，这对培养学生科研能力是十分有必要的。[13]

关于大学文化的育人功能方面，西方教育学家主要提出了几个方面的思想。一是突出学生主体地位。西方大学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校教育与管理方面的工作，培养并积极鼓励学生做到“自治”“自重”，提升学生的意识与能力。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学校的校政，在参加的方法层次、内容层次以及组织层次等方面都比较高。塔里克·穆斯塔法指出，美国高校也设立类似学生会的组织，学生会既掌握整个学校学生活动经费，还能代表整个学校来进行民主管理。在大学生参与校园文化以及社会决策中，自由选择生活方法，这成为美国大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14]二是发挥社团的育人作用。卡米尔·卡纳穆吉雷和约瑟夫·卢塔咖米则认为，发达国家注重学生社团的作用，让学生通过社团参与丰富多彩的活动，加强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人际交往，更好地激发学生在社团内的作用，激发学生求知欲望以及热情，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管理意识，以及彼此之间的协作精神。[15]三是“培养人”的理念。西方大学在创立之初，就强调“培养人”的理念为大学文化建设之本。卡米尔·卡纳穆吉雷和约瑟夫·卢塔咖米则指出，“绅士”“有效公民”“完整的人”等理念在西方大学有很好的传承，让学生能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会合作、学会选择，让学生具有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能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这是大学精神构建的根本。四是提倡学术自由精神。珍·内尔斯(Jen Nelles)和提姆·汶利(Tim Vorley)指出，学术自由精神主要包含教学自由、研究自由以及学习自由的精神，这一学术自由精神成为大学人才培养的理念。比如，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让自由之风劲吹”。国外的著名大学的骄傲并不是培养多少位总统，关键是看出了多少位学术大师，这鲜明体现了学术自由之风，并体现出国外大学的精神文化。[16]

二　国内相关研究

在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学者们开始加强了关于大学文化方面的研究，具体来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校园文化”上，还没有“大学文化”的概念。学者们主要讨论了校园文化的作用和建设等问题，很少涉及大学的职能、目标和理念等问题的研究。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识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上，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研究论文和专著。王英杰教授在《试谈理想的大学》一文提出:“研究型大学为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但也存在明显的弊端，主要表现为大学与当代社会需求相割裂，重科研而轻教学，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相割裂，学科之间相割裂，教师与学生相割裂。”[17]因此，他认为新世纪的大学应该是一种服务型大学，服务于学生，使学生全面发展。这一阶段的研究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更加深入，但是关于大学文化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

21世纪后，随着大学扩招，大学存在的各种问题更加凸显，大学的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学者们从大学的理念、大学的功能、大学的办学宗旨等更高的层面对大学文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学术界开始提出了“大学文化建设”的命题。王冀生在《现代大学文化学》一文中从理论的高度系统深入地论述了现代大学的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的内涵，并提出了当代大学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学术界也开始加强了对大学文化的特征、大学文化的理念、大学文化的育人功能等方面的研究，并初步提出了大学文化育人功能实现的对策。[18]近年来，大学文化育人功能的问题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学者开始加强对大学文化的维度和向度的研究，但是学术界对大学文化的维度和向度还没有达成统一而权威的划分标准。在大学文化维度方面，基本集中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管理文化、信息文化维度等方面。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和不同的研究范畴，学术界把大学文化划分为不同的维度，但把大学文化划分为四维的最多。郑淑芬、宋伟在《开放大学文化的四维解析及其耦合研究》一文中分析了开放大学的内涵与特点，提出“开放大学文化由精神文化、管理文化、信息文化、创新文化四维组成，开放大学文化建设的优良与否与这四维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存在着紧密关系;其中精神文化是开放大学开展教育活动的共识意识和价值观念的总和，创新文化是开放大学文化的精髓;大学文化是精神文化、管理文化、信息文化、创新文化四维文化耦合作用的结果，大学文化建设的最终效果取决于四维文化耦合的效果”[19]。辛彬在《大学文化的四维关系浅析》一文中提出，“校园文化是载体，大学精神是核心，校长文化是亮点，办学特色是最终表现形式，四者之间的相辅相成和互动关系，共同形成对大学文化的四维支撑;校园文化、大学精神、校长文化和办学特色都属于大学文化层次下的同层次概念，但各自在大学文化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这四者之间，校园文化是载体，大学精神是核心，校长文化是亮点，办学特色则是最终的表现形态”[20]。孙叶青认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其具体路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引领校园精神文化建设;二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融入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三是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纳入校园制度文化建设;四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促进校园行为文化建设”。[21]

有的学者把大学文化划分为三个维度，如田径、李荫榕在《论大学文化的多重维度——大学精神、办学理念、校园文化及其关系》一文中指出:“大学精神、办学理念和校园文化是广义的大学文化概念中的三个层面，大学精神是人们对大学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办学理念是办学者确立的独特的办学指导思想;校园文化是以师生的价值观为核心的特有的文化现象;大学精神是构建办学理念的基础，校园文化是贯彻办学理念的手段和措施，大学精神则通过办学理念作为中间环节渗透到校园文化之中，对校园文化形成质的规定性和导向性。”[22]还有学者分析了大学文化维度的重点或发展趋势，如赖明谷、柳和生在《大学治理:从制度维度到文化维度》一文中提出，“尚在幼年期的中国大学制度，因为未成年、未定型而有发展和创新的潜在优势，我们要抓住机遇，总结经验，吸纳他人之长，做到从制度维度向文化维度的纵深发展，从而使中国大学在新的治理平台上更好地崛起”[23]。但是，在对于大学文化的维度的研究中，最多的是大学制度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制度文化的功能方面，如有些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提出大学文化中制度维度的功能有内部和外部两个功能:一是高等教育制度的内部功能，即高等教育组织制度对高等教育组织及其活动的功能，主要指激励内部员工的功能;二是高等教育制度的外部功能，即高等教育制度中的规则体系对整个社会的功能，主要指高等教育制度节约社会高等教育交易成本的功能。从这种角度的分析将大学看作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认为大学制度的改革应注重提高效率，但没有考虑制度作为一种文化对大学的影响，因此更多的学者谈到了制度文化的价值引导功能、制度文化的个体规范化功能、制度文化激励大学的创新与特色化功能、制度文化推动大学现代化健康发展的功能。

在大学文化的向度研究方面，韩延明等人认为，当今大学文化建设有四个向度，归结起来就是发展文化、物质文化、校长(学者)文化以及交流文化。张银认为，“当今大学文化建设需要重新思考四个熟知非真知的向度:古与今、东与西、人与物、内与外;‘古今’向度是深化大学文化的纵向参考，‘东西’向度是构筑大学文化的横向板块，‘人物’向度是决定大学文化水平的分水岭，‘内外’向度则是实现大学文化终极价值的必由之路”[24]。有的学者将大学文化分为两个向度，比如宋林静认为大学文化应把培养职业人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作为神圣使命，在坚持职业维度，彰显大学文化个性的同时，把伦理性作为大学文化使命的向度。[25]有的学者重点从大学学科文化的角度提出了大学文化的向度，如黄瑞雄从学术自由角度探讨了大学文化中的学科文化发展向度，认为学术自由是大学文化中最为核心的部分。[26]肖楠、杨连生在《大学学科文化育人及其四维向度》一文中提出，“大学中不同学科文化通过学科文化主体、学科文化场域，以及包括知识理论体系、学科价值体系等在内的核心要素，在理想人格塑造、价值取向引导、思维方法养成与行为方法导向四个主要维度上对大学生既发挥着共同的影响力，又表现出明显的育人差异。”[27]有的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角度，提出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向度，为我们划分向度理论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孙帮寨、邹放鸣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解构向度与建构向度》一文中指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包含两个向度:其一是解构的向度，即对于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给予无情的批判;其二是建构的向度，即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作为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变革的基本概念工具;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指导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必须在这两个向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28]。自胡锦涛在清华大学100周年校庆的讲话中提出文化传承创新是大学的另一基本功能后，学术界加强了关于文化传承创新方面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文化传承创新是大学文化的一个重要向度。如张育广等人提出“助推文化传承创新是大学文化的价值向度”，“助推文化传承创新应成为高校校园文化的自觉选择，文化创新特征也决定了校园文化的传承创新功能”[29]。而随着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提出，一些学者提出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功能的新向度。熊晓梅在《文化自觉自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向度》一文中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渠道和平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功能的新向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旨在‘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即‘以文化人’引导人们用文化的眼光认识世界、把握世界，提升民族素质、增强民族责任感”。[30]

近年来，有的学者也加强了对大学文化及其育人功能方面的研究。李家珉认为，大学文化的导向功能是指大学精神文化经过本身多种文化因素的一致与集中的作用，对大学整体与学生个体的价值、行为取向等产生指导作用，让其能够符合大学确定的基本目标。[31]李国栋、朱灿平指出，大学文化导向功能是通过实际文化因素表现出来，即通过目标导向与价值导向。[32]杜玉波认为，并不是所有高校的价值导向都因培养手段、培养目标存在差异，例如创新型人才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然而，整体来讲和目标定位有着密切关系。[33]曾艳、李海燕等指出，大学的文化凝聚力表现在大学精神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能在全体大学生中建立稳定文化氛围，这一文化氛围的形成是以归属感与认同感为依托，使大学生的信念、感情、行为和高校的整体目标有机统一起来，产生向上的推动力与凝聚成合力，形成凝聚力与向心力。曾艳认为大学文化的激励作用更多表现在校歌、校训、校徽等所有系列内，通过其包括的精神寓意，进一步有效激发并激励广大的校园人艰苦朴素、团结向上、自强不息与不懈努力的奋斗精神，为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34]

在大学文化如何来发挥这些功能的研究上，李福华指出，大学既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同时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直接承担者。[35]大学管理文化能有效改变政治和业务长期存在“两张皮”的情形，能够将共产主义的理念、理想、道德以及党在新时期的整体目标、任务全面结合在一起，从理论层面解决学生发展与学校发展、国家发展间的相互制约以及联系的关系，使学生的个人理想有现实的扎根点与基础。肖楠指出，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大学管理文化能将两者有效结合，大学负责人要全面结合两者在大学经营活动中的作用，更好地发展大学的管理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努力培养大学生热爱工作、热爱生活、热爱集体与国家的情操，造就“四有”新人，进而确保大学能沿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36]黄蓉生指出，大学是开展教育经营活动，并且相对独立的法人实体，是通过学校运转机制，向社会输送优质的人才以及成果。大学职能的履行是高校合力作用的结果，这需要全面加强办学经营的内敛力，也就是高校内的大学生能产生内在吸引力。大学管理文化就好像是合力的黏合剂，让大学生的理想共同凝聚在同一目标理念上。[37]鲁洁等学者指出，大学管理文化的重要职能是对大学生进行彼此间的调节与控制。大学管理人员对大学生进行的调节与控制，必须依靠其管理制度，但是采用管理制度也必定存在两个缺点，也就是再严密的制度也不能包含全部，也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疏漏。还有就是针对制度的管理上存在强制性，这不会很好服从并赢得学生的心，这是在现代管理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38]李家珉指出，管理者根据行为准则，诱导并启发管理者对言行进行适当的修改，实现和学校价值、目标相一致，并且大学生如果违反学校的管理准则，就算是其他学生不知道或者不进行责备的话，学生本人也会感觉到心理失衡、内疚，进而更好地进行自我调控。于丰、杨振权指出，大学信息文化创建是形成积极向上、健康大学价值观的基本需要。特别是网络时代的来临，高校的信息文化成为社会的潮流，这让大学生的行为特点、生活方法等出现新的变化，进而形成独到的校园价值理念。[39]韩燕鸣指出，大学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象牙塔”。文化信息展示大学生丰富的内心世界，为其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信息文化对传统大学文化产生冲击或影响，其中一些问题就是网络本身的问题，比如网络赌博、网瘾、网络色情以及垃圾邮件等，我们必须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为大学生打造健康的信息化育人环境。班华指出，大学是孕育人才的摇篮，大学文化育人的目标就是培育有灵魂、有头脑、有知识，能够创造幸福和服务社会的创新型人才。创新型大学是培养创造型人才成长的沃土，创新型校园文化建构的过程就是创新型人才成长的过程。[40]韩庆祥、邹诗鹏指出，没有创新型的校园文化，就没有创新型人才的产生，二者总是密切相关的。创新型大学文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家园，它的本质在于创新。[41]

从上面的研究动态分析中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已从多个角度对“文化”“大学文化”以及“大学文化的育人功能”等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为我们研究该问题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通过文献综述可以发现。

第一，大学文化无论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还是作为一门学科，都应该有自己的特定的内涵和研究范围，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范畴。因此，有关大学文化的概念、大学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大学文化的维度和向度等基本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

第二，大学文化研究应将文化研究的理论和复杂科学理论相结合，以使大学文化研究更具理论根基。虽然学术界关于大学文化的理论研究越来越深入，但是文化研究作为知识活动的富有魅力和令人激动的领域，值得我们拓宽新的思维空间。

第三，大学文化育人的范式研究需要加强。大学文化的维度和向度对大学文化育人功能和实现机制等方面产生直接性的影响，这是大学文化与育人功能实现之间的中间变量，在这方面目前的研究较为散乱。本书提出了大学文化育人范式研究的框架，将图像—模型—理论—方法这一研究过程运用于大学文化育人功能实现中。

第四，加强大学文化的实证研究和个案研究。关于大学文化的实证研究较少，本书将实证研究引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使研究独具特色。国内大学文化育人个案研究较多，但西方著名大学文化育人个案研究不多。本书重点选取若干所西方著名大学来做具体的大学文化个案研究，使文化理论研究和文化建设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并以此促进大学文化育人功能的实现。

第五，对于大学文化、大学文化的育人功能、大学文化的构建等方面，尤其是在大学文化育人功能上，以往文献都做了很深刻的研究，由此可以认定大学文化中以育人为核心目标。但是对于大学文化与育人功能之间的实现机制和模型构建而言，建设目标是什么，怎么实现这一目标，这个领域的研究上存在着较大的空白。所以本书具有创新价值和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