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亚先觉志士”与辛亥革命

——以黑龙会为中心

华侨大学 胡连成

一 一个无法破解的悖论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是日晚10时，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发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竭诚表示将“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

晚清政局，特别是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的晚清政局，充满着一个无法破解的悖论：改革亡，不改革亦亡。“改革可保中国，却不能保大清，那么这个改革还有什么意义？”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此，一场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风险巨大的改革——清末新政，还是应运而生了。

应该说，晚清最后十年，清政府对于推行新政，态度是比较积极的。清末筹备立宪、教育改革、新军编练、法制变革等一系列根本性的制度变革，都在稳步进行，且卓有成效。而推动这些根本性改革的主体，基本上都是留日学生。这也就是说，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一直师法中国文物制度的日本，在锐意学习西方文化并成功实现近代化之后，仅仅用了三十几年时间，俨然成为清末中国进行改革所必须汲取的思想资源以及必须效法的制度蓝本。

但这场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清末新政，却没有能够阻止辛亥革命的爆发。延续了268年的清王朝，在1911年武昌起义的炮声中，轰然倒塌。原因是，留日学生既有在清政府之内遂行改革者，又有在清政府之外大举革命者。难怪恽毓鼎在获悉辛亥革命爆发时，在其《澄斋日记》中列举清朝亡国的三大原因，痛心疾首地说：亡国有三妖，一是东洋留学生，二是新军，三是资政院和谘议局。而且“三妖之中尤以第一种为诸魔之母”。武昌起义爆发，宫崎滔天立即前往中国协助。他在中国致函夫人时，兴奋地说：“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镇江所亲见，抑或是听到的有关武昌之事，书记员、参谋乃至外交人员，皆为留日学生；所到之处，根本无需翻译。其中更有许多出入我家之人。心生感慨，无以言表。”可见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但现在似乎更应该肯定清末新政在中国早期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尽管清末新政未能使清皇统“万世一系”，却使苦难的近代中国受益匪浅。

在当时的世界史语境中，清帝国的灭亡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其末期症状十分明显，已经病入膏肓。日本学者增井经夫先生用了几个极富文学色彩的词语来生动地形容这一末期症状，他指出：“清朝与江户时代的日本和莫卧儿帝国一样，都继承了它们前一个朝代商业资本所带来的繁荣，但又是一个以自由为颓废，以发展为冒险，并通过浪费与劫夺将整个民族关进一个闭锁世界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后进性就是先天具有的。”“走近一看，到处是醒目的丑陋，而最后则是极富特征的颓废。”“除了揪心的崩溃和丑陋的溃疡状态，我们很难找到其他东西。”

二 “东亚先觉志士”与大陆

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纪传》一书，“给研究中国近代史以重要资料。日本有多少中国通？如何教育训练？如何组织运用？如何分别打入中国朝野新旧各党各派、中央地方，发挥指导核心作用？如何和侵略的国策配合，因利乘便，呼风唤雨？都可以一览无余”。辛亥革命前后，这些“东亚先觉志士”活跃于中国大陆，其出没范围之广，猎取目标之大，只要看一下《东亚先觉志士纪传》中卷的各章标题，如“入蒙先驱岛川毅三郎”“满洲建国先驱川岛浪速”“宗社党与日本志士”“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满洲委任统治论之著者有贺长雄”“辛亥第一次革命”“武昌革命与黑龙会一派之援助”“头山满等赴援革命与其他志士”等，即可略知一二。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东亚先觉志士”为什么会积极援助革命党推翻清朝统治？那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中国革命来解决所谓满洲问题。是孙中山的一番承诺，让他们有所期待：“孙曾说，如果日本援助革命党，则革命成功之时，将以满洲相让。纵使不肯完全放弃满洲，亦可使其成为日本之势力范围。……”

辛亥革命爆发，日人纷纷来华。《对支回顾录》“宫崎寅藏”条记载：“武汉革命爆发，（宫崎滔天）加盟头山满、内田良平、小川平吉、古岛一雄等人成立的有邻会。萱野长知去汉口，君（宫崎滔天）赴上海。犬养毅、头山满、寺尾亨、副岛义一等人随后相继来华。总之，清朝覆灭了。”

“东亚先觉志士”提供的情报素为日本政府所重视，是日本政府的重要情报来源之一。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日本政府根据外务省、陆海军、民间三方的情报，开始研究对策”。

1933年2月11日，由黑龙会发起的“东亚问题先觉志士慰灵祭”在东京举行，上至内阁首相、陆海军大臣，下至来宾、遗族并普通参拜者，悉数参加。“……内田良平致辞之后，……接着，仪式委员长头山满以及斋藤首相、内田（康哉）外相、荒木陆相、大角海相、永井拓相、德川贵族院议长、秋田众议院议长、鲍（观澄）满洲国代表、铃木政友会总裁、若槻民政党总裁、安达国民同盟总裁等人朗读祭辞。……本日参加者，团体参拜者约一万五千名，来宾、遗族并普通参拜者约七千名。斋藤首相等所献之神树、花环等贡品，不可胜数，摆满祭坛，此全国性大慰灵祭，蔚为大观。另，本日所祭之先觉志士灵位，计一千四百五十四柱。”

三 “东亚先觉志士”与辛亥革命

（一）宫崎滔天

武昌起义之后，宫崎滔天立即前往中国，与人接洽军火，以支援起义军。他认为：“汉阳之陷落，端在武器之优劣。更确切地说，在于德国不断输入优良武器，卖与清军之故。”他知道革命军之所需，在购买军火时处处为革命军着想：“眼下革命军最需要机关枪、步枪和被服。若联合日本有志之绅士、富豪，予以提供，则最好不过。仓地铃吉之机关枪，系政府转卖品，按定平吾一之鉴定，只有十余挺尚可用之，其余则不可用。……如欲购买，务须谨慎从事，否则徒然无益。”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宫崎滔天由衷高兴。“正月元日朝十时出发，与新大总统（末永节、山田纯三郎、尾崎行昌、柴田麟次郎同往）入南京城。四日返回上海。与松本藏次见于南京。如此喜庆之元日，有生以来，尚属首次。”

武器及其他军需品，直接与三井、大仓、高田之上海支店交涉。就在前几天，还把三井支店长（藤濑政次郎）直接介绍给孙中山。……

池亨吉费尽周折，组成一队，却苦于安置和资金。……

萱野长知正在南京黄兴处，勤勉工作。……

三四天之内，孙中山、黄兴两氏将派我迎接头山满、犬养毅两翁。……

一个有趣的结点是，宫崎滔天与日后的中共领袖毛泽东有过短暂的接触。“1917年4月，宫崎滔天应毛泽东等人之邀，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讲演。”但宫崎滔天似有反共思想，《东亚先觉志士纪传》“宫崎寅藏”条记载：“宫崎滔天曾为 ‘赤化思想扑灭运动’而去京阪（京都、大阪）地区游说。”

（二）北一辉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除了当时正在中国而立即赶往武昌的日本人之外，北一辉被誉为日本人“参加辛亥革命之第一人”。北一辉在致内田良平函、电之中，生动地再现了“东亚先觉志士”与辛亥革命的一些片段。

“宋教仁留言于我，谓人在汉口，速来某处。昨与本庄繁少佐会谈，彼即招高田商会主任与弟会见。弟与两名当地干部协商之后，即会见主任和陈其美，会见刚刚结束。……”

“高田商会的志保井来访，说有机关炮和机关枪的样品，愿意奉送。……萱野长知喜欢摆弄枪炮之类，今带六名手下来此。……总之，军务之事，希皆以当地之本庄繁为媒介，且与黄兴、萱野长知等人保持联系，又与您和宫崎滔天保持联系为盼。……”

“晚生昨日上午十时下船，雇渡船抵武昌。……据闻兵员、武器充足，形势已定。今明两日，料南京必陷。……宋教仁在事实上已渐渐总揽一切，为都督府之主公。新近归来之同志等，必先引见给宋教仁，实乃欣快之事。……”

“中央政府近期将公布：黄兴为大元帅，宋教仁为总理大臣。”

“日英干涉，影响极坏。……更有甚者，误指日本为干涉之倡议者。希请杉山茂丸游说山县有朋、桂太郎两公，向外务省施加压力。与葛生能久晤谈，未留宿。……”

北一辉敬重宋教仁，敬重黄兴，但不太敬重孙中山。

“选孙逸仙为大总统，乃宋教仁、张继等人之意。黄兴为总理大臣。黄兴为黎元洪派所轻，指为败军之将，地位危殆。……”

“余以孙中山之秘书为荣，某人以黄兴之侍从武官为耀，在此种意义上，余并非与孙共事，故谓余为孙工作云云，实极伤余之自尊心。……”

北一辉于1916年著《支那革命外史》，在谈到辛亥革命的思想资源时，他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中国革命并非来自于遥远的太平洋彼岸，而是来自于对岸的岛国，日本的思想占其十之八九。视邻国日本为革命党之策源地，疑邻国日本为革命之煽动者，固有所不当，然日本对此却要倍感责任与荣誉。”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北一辉作为日本人参加“辛亥革命之第一人”，受内田良平指派，亲赴中国参加革命，却未能列入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纪传·列传》、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列传》。这可能是因为，《东亚先觉志士纪传·列传》成书之时，二·二六事件已经发生，北一辉作为“理论性首犯”已经锒铛入狱。于是黑龙会翻脸不认人，将其从“列传”中一脚踢开了。《对支回顾录·列传》亦同此理。

结语

宫崎滔天和北一辉无疑是辛亥革命时期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东亚先觉志士”，把他们连接起来的，是黑龙会，是黑龙会巨头内田良平。宫崎滔天是直线型的，始终不渝地支持孙、黄二人的革命。他在辛亥革命期间写给夫人槌子的信函，是了解这一历史性事件的重要史料。北一辉是曲线型的，他发给内田良平的函、电，为我们再现了“东亚先觉志士”与辛亥革命的一些历史片段。北一辉后来著《支那革命外史》，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在思想和行动上渐趋“内向”，与内田良平、头山满等人渐行渐远。二·二六事件爆发，北一辉成为“钦犯”，被踢出“东亚先觉志士”之列；而内田良平、头山满等人几十年来的大陆迷梦，却险些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