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竞争力

当前世界和区域发展竞争越来越多地强调文化和“文化竞争”的重要性，导致包括文化竞争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把“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凸显出文化竞争力在国家发展与竞争中的重要意义。事实上，正如撒切尔夫人在2002年的著作《治国之道》（Statecraft）中针对中国所论：不用担心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因为今天它们出口最多的电视上没有附加任何文化观念。这也凸显出我国文化竞争力的薄弱以及文化竞争的重要性。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党中央对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进行了战略部署。报告指出，“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对此，“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传播能力。增强国有公益性文化单位活力，完善经营性文化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繁荣文化市场。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营造有利于高素质文化人才大量涌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造就一批名家大师和民族文化代表人物，表彰有杰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在2012年2月发布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我国提出要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2012年5月发布的《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中，也对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竞争力强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企业”提出愿景和要求。

文化具有多种多样的定义，文化竞争力的概念也有其复杂性。美国学者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一书中，曾研究了自1871年到1951年间欧美文献中出现的164种关于文化的定义。由于文化本身具有狭义、广义的多种区别，因此对于文化竞争力的界定也具有不同范围和程度的多种差别。项光勤对于文化竞争力在狭义、广义等多层次的内涵指出：“（1）从狭义上讲，文化竞争力是文化、艺术、出版、文物保护、图书、档案、群众文化、新闻、文化艺术经纪人与代理、广播、电视、电影等部门创造的文化艺术对人类自身、社会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和人类社会的作用力。它包括文化艺术品的创造能力（文艺生产力）和文化艺术对社会的作用力（文艺产品影响力）。（2）从广义上讲，文化竞争力是人类的意识形态活动和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娱乐等精神生产部门创造的精神财富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力（精神产品影响力）。（3）更广义的文化竞争力是一种泛文化力，是指人类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社会中表现出来的所有能力的总和。”也有学者从思想价值、文化资源、文化产业竞争等其他的不同层面对文化竞争力进行界定，例如：万君宝将文化竞争力定义为“基于共同的价值观/信仰而形成的群体性、社会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人们共同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从而形成持久的、稳定的、整体性的力量”；祁述裕强调“文化竞争力包括如下两层含义：一是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指一个国家文化产品在国际和国内文化市场中占有的份额。因此，文化产业本身就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精神控制力。指一国文化对他国文化的影响力”。事实上，对于文化竞争力的界定不能脱离其综合性、多层次性与系统性，需要从其目的、功能、方式、路径等多方面加以整体考量。

总体来看，文化竞争力的内涵有如下要点。从承载方式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竞争力承载的不是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而是偏向于文化、思想、观念、艺术方面的符号载体、意义载体，偏向于国家或地区的“软实力”竞争。诚如约瑟夫·S．奈提出的“软实力”（Soft Power）理论所强调的，“软力量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同样，文化竞争力也是对于这种软力量的强调和竞争。“只有在文化资源的开发、文化机制的完善、人文环境的优化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文化创新，才能加快意态文化向物态文化的转化，迅速提升我国文化竞争能力。”从发展目的和功能看，国家或区域文化竞争力的目的是通过文化实力、吸引力、感召力的发展，推进本地区的综合发展与竞争优势的取得和扩大。“提升文化竞争力就是通过文化的发展来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从竞争力模式来看，就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而言，文化在国家或区域竞争力的建构中日益重要。“文化竞争力是各种文化因素在推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所产生的凝聚力、导向力、鼓舞力和推动力。文化竞争力是综合国力的集中表现。二战以来的国际竞争，经历了从军事竞争——经济竞争——科技竞争——文化竞争的演进。”从发展路径来看，文化竞争力的建构包括文化资源打造、价值观塑造、文化传播、文化产业等多个方面。例如，有研究者分析了我国文化竞争力建构的内在逻辑：保障文化权利是起点，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是支点，提升文化软实力是热点，优化文化品质是焦点，发展文化事业是重点，培育文化产业是难点，改善文化消费是拐点，推动文化科学发展是亮点，建设文化强国（区）是终点。近年来，我国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区域文化竞争力建设在理念、规划、措施上日趋发展与完善，不仅把文化竞争力作为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内容，而且出台了较为丰富和完善、具有力度与创新性的多种对策举措，体现了我国在文化竞争力发展上的坚实基础与良好的前景态势。

对于文化竞争力，相关研究学者从文化软实力、文化霸权、“文化力”等角度进行了较多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分析，为我国文化竞争力的研究与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土壤与学理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葛兰西著名的文化霸权理论中，以“领导权”（Hegemony）强调了不同于“强制”的统治方式，其主要特点是“同意”与“支持”，注重文化思想领域的斗争，这为文化竞争力的重要性与自觉性奠定了重要而具有开拓意义的理论基础。其后，后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理论进展也为国家文化竞争力建设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竞争确立了影响深远的理论范式。在后殖民范式中，文化的潜在渗透方式、作用及其对国家和地区文化安全的意义得到了深入细致的阐释，萨义德、霍米巴巴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殖民为分析对象，剖析了在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控制方式以及文化力量的重要性。在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中，文化成为国际控制与反控制的新的主要手段。汤林森指出，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指涉如下层面：一是媒介帝国主义，利用媒介霸权和文化产品的大量输出，把西方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强加给他国；二是作为民族主义话语的文化帝国主义，破坏不发达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本土文化认同；三是消费资本主义的扩张，从而导致全球文化的同质化；四是现代性的扩张，也即把技术、科学和理性主宰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城市化和民族国家等现代性当作全球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唯一模式强加给世界。尽管这些理论范式未直接涉及文化竞争力问题，但是无疑为当今世界的文化竞争、文化话语权斗争奠定了极为必要而重要的研究基础，高度突出了文化在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新阶段的深远意义，并为我国的文化竞争力的战略制定提供了开阔而深刻的批判视野。

20世纪90年代，美国知名学者兼政府官员约瑟夫·S．奈提出“软实力”理论，并在我国迅速引起反响。结合中国国情的实践运用，文化软实力建设在21世纪以来也成为我国日益重要的国家战略。早在1993年，王沪宁发表了我国关于“软实力”问题的最早论文，之后软实力建设问题在我国逐步成为研究热点乃至焦点。事实上，在激烈的全球意识形态斗争领域，文化渗透与反渗透、文化的吸引力与软实力一直是各国关注的重点问题。美国的文化输出和价值观输出一直是其强有力的国际渗透手段；英国于1993年正式公布了题为“创造性的未来”的国家文化艺术发展战略，突出文化在国家战略中的软实力作用；日本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新文化立国：关于振兴文化的几个策略》等报告与政策文件，确立了日本在21世纪的“文化立国”方案；法国则体现出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最早倡导“文化例外”，采取积极措施提升法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就我国而言，文化在国家软实力中的核心性地位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重视以及实践。诚如门洪华指出的，“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基础，软实力的说服作用、渗透能力和吸引力主要是通过文化来展现的，文化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念的认同及其影响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孙亮指出，中国文化软实力指标构成的六大要素为：1．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发展模式软实力”；2．文化软实力的动力：“核心价值观软实力”；3．表现为国家形象：“国家形象文化软实力”；4．中国文化内部生态所展示出的力量：“文化生态软实力”；5．中国的外交战略：“外交软实力”；6．文化传播途径：“传播软实力”。另有学者提出“文化力”、“文化国力”等观念与理论，力图通过提高中国的文化竞争力来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