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经济增长与产业投资

分析投资背后的决定或影响因素，有必要关注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具有稳定收益和长期增长的行业。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在2003年之后，出现了新的增长。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增长，主要是由基础性产业和高额投资推动的。巨额的投资来源于几个方面，如外资的直接投资、民间资金的投资冲动和银行的信贷资金等。其中，尤其以银行借贷资本发挥的作用最大。同时有证据显示，中国经济的万元GDP中的资源消耗系数，远远高于全世界平均水平。宏观调控的主要着眼点是控制供给、控制源头，如收缩银行信贷、控制土地供应、停止行政审批立项等。这些手段，会在短期内具有使过热的经济数据下降的作用，但如何才能提高整个经济体的绩效，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依存度逐渐提高，享受国际贸易带来的商品和服务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我们看到，影响我们生活品质改善的电力、空调、汽车、建筑等，包括很多如电子类的先进产品中的核心部件或核心技术，绝大多数仍然由国外提供。而我国以加工工业为主体的商业模式对这些产品的增加值是非常小的，以代工为主的上市公司盈利水平既低且不稳定。

大量进口和使用国外高附加值产品，需要国内储蓄的长期支持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所产生的收益支持。实际上，当我们把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和资本外逃考虑在内，计算我国可利用的实际储蓄余额时，可能并没有外界夸大得那样多，尤其是作为可投资的现金资产的估计更要打折扣。这还没有包括我国城镇养老保险资金应付缺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资产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货币当局坚持货币创造，以支持经济发展，缓解金融资源紧张状况。如我国M2/GDP的比值连续攀升，近年更是居全球之首。

近百年来，我国工业技术的自我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加，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拐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客观上讲，只是人类渴望改善自身处境，自发、天然地利用了西方文明成果的一个过程，即主要是一个技术密集性产品的消费过程。如果内生增长模式不能发挥作用，那么，随着利用自身储蓄曲线的不断下降，和改善自身处境所消耗资源曲线的上升，一旦这两条曲线处于交会点，中国经济就会长期下降。也许等到我们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普通居民承担着巨额的养老和医疗费用的时候，感受会更痛彻。

中国的年国内生产总值已相当于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约1/8。在如此巨量的经济积累和流量运行条件下，政府和产业界应当为改善有利于价值创造的环境而努力。内生增长模式作为支持一个经济组织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可以肯定的是一种稀缺资源。这种模式，相信是所有投资行业人士“众里寻她百千度”的。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发现那些出色的公司和优秀的项目改善自身处境；投资行为作为金融的组成部分，当然更不例外。

与之相应的，近几年在国内的投资，应当主要选择有某种主权性质的资产，如机场、港口、高速公路、电力、矿产资源等；以及面向大众群体的有独特产品特点的消费品，如饮料、白酒、信息产品终端、短信娱乐等。除以上两类的资产外，同时还应当密切关注有长期增长潜力的上市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