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大概是更早时候亮起来的，只亮成了一种很浅的蛋青色，没有云，更显得这蛋青中透出惨白。这是小城的冬天，永恒没有太阳，白茫茫大雾让一切混沌不清，雾中空气说不清楚是污脏还是清冽，只知道鼻子生冷刺痛，希望可以一直屏住呼吸，直到回到室内去。
七点出门，我穿成一个硕大的球。怕费衣服，棉衣一个冬天也洗不了几次，刚买时是新鲜明亮的大红色，随后一直下沉，直到暗红。我不肯戴花布做成的袖套，怕在课堂上举手只看见一块明黄花布，又一直蹭在桌子上写作业，袖口乌黑锃亮，随便一搓，黑色碎屑簌簌下落。那个年纪已经读了张爱玲，看到她也有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又看到她后来自己有了钱，去虹口买做旗袍用的日本花布，“棕榈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我裹在油腻腻的旧棉衣里，想象着自己有那么一天，在一种未知的远大前程里。
裤子里外有四条，牛仔裤遮不住毛裤花花绿绿的边，只能把毛衣拼命拉下来，每件毛衣下摆都拽得变形，像抹布一样披挂身上，也不丑，只是滑稽。毛裤都是用旧毛衣拆下的毛线织的，五六七八种颜色凑在一起，到处都是充满想象力的线头，最后剩下的一点毛线再织成同样充满想象力的袜子，现在就鼓鼓囊囊塞在毛皮鞋里。这种鞋外面是僵硬的人造革，鞋跟里有铁圈，走在路上突突闷响，内里绒毛穿几次就纷纷脱落，沾在袜底上，不能洗，只能一根根摘掉。在学校里坐了几个小时，双脚僵硬成人造革，走在路上不知道冷，只觉麻木，回家后浸到一大盆滚水里去，要过一会儿才会叫烫。
穿成这样，我把自己慢慢挪出门去，铺天盖地的白雾，还有闪烁的路灯。我绕了个小圈，先走到四姨妈家，杂货店还没有开门，外婆坐在店门口的藤椅上，她像一个深深浅浅灰色的球，身上衣服层层叠叠，既看不出本来颜色，也看不出现在式样，戴翠绿色有小鸭子图案的袖套，土红色毛线手套，艰难地露出手指，胖得变形。她照旧这么坐在藤椅上，像每一个清晨，我们都弄不明白她是几点起床，也许是在天还没有变成蛋青色的时候，也许她在黑暗里起身，又坐在黑暗里。
我挪到藤椅面前，照旧跟她说话：“家家（小城里把外婆称为‘家家’，我从来没有真正叫过一声‘外婆’），你吃早饭没有？”
“吃了，吃的烫饭。”
“我也吃的烫饭，昨天我妈泡了萝卜皮，今天刚抓起来，和了熟油海椒。”
“我泡了洋姜，没和海椒的，白味，你要不要再吃碗？烫饭还没冷哦，是米汤煮的。”
“不吃了，我要上早自习。”
清晨的谈话结束了，像每一个清晨。那碗烫饭和几块泡萝卜皮积蓄的热量正在消失，我很高兴有充分的理由跟她告别，在雾气中往学校走去，教室的灯刚刚亮起来，远远看得见一点红光，我越走越快，想快一点，再快一点，走到红光里去，教室里明明和外面一般寒冷，但那里才有我的远大前程。身后，她继续坐在藤椅上，等着第二个人，可能是刚刚起床的表妹，可能是赶着去上班的爸爸，也有可能是下楼来打开杂货店的四姨妈，问她一句：“你吃早饭没有？”
“吃了，吃的烫饭。”
然后让每一个人吃她昨天泡的洋姜，没有和熟油海椒，白味，烫饭是米汤煮的。
没有人吃她的洋姜，乳白滚热的米汤烫饭。
这是一个沉默的冬天。她坐在藤椅上，像一个深深浅浅灰色的球。
二
她搬到城里来也就是这两年的事，外公去世了，没有理由让她一个人住在镇上的房子里。那瓦房白墙黑顶，门外有窄窄的水沟，水沟边植木槿，开出一朵朵浅白紫红的花，当时我只知道叫它“米汤花”，每逢煮面，外婆会摘两朵，再加上碧绿的豌豆尖，几块吃剩的回锅肉，一碗彩色的面。
再走两步路就是河边，衣服都是带到河里去洗，拿一根木槌敲打青石板，抠一小坨肥皂，阳光灼热，映出水中虹彩。小河边上是竹林，春天洗完衣服就顺路挖笋，随随便便就是一篮子，带回家剥了壳炒肉片，或者泡在坛子里，一个下午就捞出来，空口当零食吃，不怎么咸，我坐在院子里看她纳鞋底，过一会儿就去泡菜坛子里捞一个起来，她嘟嘟囔囔说几句，明天的早饭都没了，却从来没有真正阻止过。
盛夏暴雨，屋顶漏水，雨停后外公架梯子上去修，踩在瓦片上哐哐响，她就在下面一边喂鸡一边看着，一直到外公从梯子上下来。最多时养过四只鸡，每天都可以从不知道什么地方摸出几只温热的鸡蛋，有时候上面糊着同样温热的鸡屎，是让人窝心的臭味。过年总会杀掉一只炖汤，肚子里还有一串串鸡蛋，有几只蛋壳已经长了一半，只是软软的，更多的像葡萄一样小颗小颗地挂在肚子里，我一口能吃十个。
屋子里烧蜂窝煤，但是院子里另外有口自己搭的灶，人多的时候用大锅炒菜焖饭，冬天熏腊肉香肠，烧院子外面的竹叶，一簸箕一簸箕扫进来，堆在角落里，给人莫名其妙的富足感，烧的时候用破蒲扇催火，浓烟萦绕，传到很远的地方。院子里还有一只磨，黄豆好的季节，就自己点豆花吃，开始她自己推，后来推不动了，换成女婿们推，豆花煮出洘水，有一股苦涩的清香，每个人都要喝好几碗，都说降火。搬家到城里，她想带上那只磨，但每家都住得逼仄，没人家里放得下，就只好算了。再要吃豆花，就拿个碗上街，一块钱一大碗，蘸水装在小塑料袋里，做生意的人愿意花功夫，蘸水里有切碎了的花生和炒香了的芝麻，豆瓣也剁得飞细，大家都说，比自己做的还要巴适。
她开始住在舅舅家，这是唯一的儿子，下面又是唯一的孙子。但儿子和孙子都有老婆，五口人挤在六十个平方里，住在五楼，楼道里没有灯，她下楼要扶着墙，她就很少下去，一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她不识字，写不出自己的名字，又不大听得懂普通话，只是能看个影听个声，砰砰砰砰的声。乡下的房子里只有一台黑白电视，天线有点坏了，雪花散得厉害，但那房子多敞亮，从院子里得走好一会儿才走到最里面的一间屋，靠近窗台的大桌上摆满瓶瓶罐罐，我偷偷溜进去，打开一个土黄色瓦罐，挖出一大坨醪糟，醪糟没有兑水，劲头不小，五岁或者八岁的我，有点醉了。后来这些事情都不再发生，她开始老去，我们变得清醒。
在舅舅家住了一段时间，她转到二姨家，在成都乡下的一个小镇上，房子很大，因为一直觉得要被拆迁，就一直下不了决心装修。门框土黄，厕所里有一个黑洞洞的坑，用完要从塑料桶里舀瓢水冲洗，但怎么也比以前的家好，公共厕所要走十分钟，上一个漫长的坡，走五分钟就闻到强烈的尿骚味，永远不会走错。
二姨对她好，每天陪她在镇上转一圈，小镇荒凉寂静，只有一家药店、一家五金店、两三家杂货店，卖肉的有两家，用铁钩子吊着半爿猪，谁要就割一块下来，带皮的肥肉卖得最快，人人都爱吃回锅肉。如果要买鱼，就得走去更远的市场上，偶尔会有农民挑着青蛙在路边卖，青蛙就是在田里抓的，用麻绳拴成一串，蹲在竹筐里呱呱地叫，当场剐皮，一翻开满肚子子，粉红色青蛙腿乱糟糟堆在地上。
以前她也养过猪，养在院子里，每天上山打一箩筐猪草，又隔三岔五去邻居家收潲水，那只猪就这么吃到肚皮垂地，在狭窄的猪圈里来来回回踱步，终于又磨破肚皮，露出粉红色嫩肉，只能找块膏药贴上去。那只猪过年前就杀了，一大半做成腊肉酱肉挂在房梁上，剩下的一大块一大块冻在邻居家的冰柜里，家里吃辣椒烧猪血就吃了好几天，整副下水又是好几天，每家都分到一盆胡萝卜烧大肠，满锅心肺汤分在几个大号的保温瓶里，我们拎着保温瓶，在漆黑的夜里抱着饭盆走回城里，沿途留下烧大肠含糊的香味。
她慢吞吞地把家里收拾干净，又去看了一下鸡，才上床睡觉，外公在外面房间里看着电视机上的雪花，他们先是分床，后来又分了房，在电视机哔哔剥剥的杂音中，一切回到了沉默的冬天。
三
外公在死之前把五个子女叫到医院，说：这些年存了五千块钱，本来想你们一人分一千，但是你妈以后要生病，这点钱就先不分，留着给她治病。大家连忙说，好好好。那已经是1996年，小城里时髦点的女人，买套真皮的裙子就是八九百，麻将打五块的底，三番封顶，放一个满牌的炮是四十块，黄金九十五一克，一千块钱，刚好是一根细细的金项链，没有坠子。
像货品一样在孩子们中被转手了好几次，一直转手到四姨家，她真的病了。先是糖尿病，随后身体的各种机能都出了问题，她本来就胖，现在更是胖得发虚，手臂上的皮肤看上去绷紧了，一摁就是一个小坑，迟迟弹不回去。她怕儿女们亏待她，嚷嚷着要住院，住了一段时间后心疼钱，又嚷嚷着要回家，就这样周而复始了几次，整个人的身体终于垮了。她下不了楼，不再裹成一个深深浅浅灰色的球坐在藤椅上，而是一直半躺在沙发里，很久才被扶起来，沙发上是一个温温的坑，有点热烘烘的臭味，她很久才能被两个女儿帮着洗一次澡，因为牙齿烂掉，口臭得厉害，她用这些味道把自己隔离开来，我不敢靠她太近，只是每天去叫她一声：家家。我尽了义务，却渐渐说不上感情。
身体突然变好的时候，她也会出来走走，有一年端午节到我家，在厨房里看到有别人送来的几个粽子，我们忘记蒸出来，她在沙发上默默坐了一会儿，看着我们吃饭，她说自己吃过了，就吃了一个苹果，随后回了家，走的时候说，不用送，我自己走得动。她死了之后四姨说，她回去后说我们特意没有给她粽子吃，淌了一夜的泪，而且，那天其实她也没有吃过饭。无论怎么努力，我们还是茫茫然想不起任何一点关于粽子的记忆，四川的粽子不过包了点江米，最多裹几个红枣，蒸出来蘸着白糖吃，家里没人爱吃这个，那几个粽子最后大概是扔了。
当然的确有不让她吃的东西，放了很多白糖的甜烧白，肥肉蒸得化在碗里，几乎夹不起来，说不清楚是极香还是极腻。冬天熬一大锅甜汤，里面有银耳、小汤圆以及煮后极酸的水果，最酸的是橙红色橘瓣，然后是米白色鸭梨，苹果最甜，喝的时候再舀一勺白糖。菜市场上买的鸡蛋糕，看着一锅锅做出来，咬一口下去满地碎渣，也是甜腻得吃不下第二个。
她有时候真的伤了心，吃到一半撒碗，坐院子里真真假假抹泪，说：“我真是恁命苦啊，生了五个娃儿，一块肉都吃不到啊。”我们就笑嘻嘻继续吃饭，把甜汤喝得咂咂响，喝完又去盛一碗海带鸡汤，汤上漂油，边喝边看着她笑，就像顺便看一出平庸的国产连续剧。人很齐的时候，大家就陪着她打麻将，一毛钱的底，她打得不好，经常叫牌了也看不出来，又总是放炮，每次都一块两块地输，脸色开始越来越沉，好像又要抹泪。但这样的时候不多，因为人总是不齐的，大家都很忙，为了不知道什么的事情，总之是比此时此刻更重要更迫在眉睫的事情，在这几块钱输赢的麻将桌之外，人人都有自以为笃定的远大前程。
后来她渐渐抹不动眼泪了，对食物尤其是对甜腻的食物的欲望，也由强烈至微弱再至消失。她似乎又去了一次医院，然后又回了家，外公留下来的五千块钱在这样的来回迁移中默默消失，几家人开始凑钱，没有人真的宽裕，大家都模模糊糊盼着这一切早点结束，又因为强烈的愧疚感以惊人的耐心照顾她，在最后的时间里，她只是一具被所有人任意打发的身体，灵魂早已先身体而去，在不知名的时间里不知所终，也许留在她最后织给我的那双毛线拖鞋里，我带着它离开小城，以为此生都会穿着它度过漫长的冬天，却忘记它到底是在哪一次迁移中消失，我把她丢了。
但仅仅是身体似乎依然让人留恋，她挣扎着吃已经毫无用处的药，挣扎着整夜整夜不闭眼，到最后挣扎着呼吸，怀着能走到下一个冬天的幻觉，即使那还是一个同样沉默的冬天。
四
我隐隐约约地记得这些，却没有一个真正明确的细节可供回忆，所有发生过的对话都失去了内容，只有一种的确发生过的确信。我确信我跟她说过，家家，我这次摸底考又考了全市第一。或者，家家，我剪了短头发，好不好看？又或者，家家，你今天吃药没有？但是话语里的声音消失了，在苍白的文字想象中，我听不见她的回答。也许她没有回答。
最后一个似是而非的细节是在高考结束之后，她被扶着来吃我的毕业酒，我穿浅蓝色长裤和白色吊带背心，刚刚穿了耳洞，吊一对叮叮当当的廉价彩色耳环，我甩着头发，意气风发，和每一个人大声说话，那么急不可耐地想把一切抛在后面。病重到几乎要消失的她在人群中僵硬地微笑，因为我是她成绩最好的孙辈，吃过午饭后她被扶着回家休息，我应该和她说了点什么话，但是这同样无迹可寻，在那一场喧闹的宴席中，她是最不重要的人。晚上妈妈在灯下数红包，我忽然想起来问：家家有没有来吃晚饭？大家都有点糊涂，似乎来了吧，不然谁做给她吃？
她真的走了，在一个冬天，我上了大学，宿舍里接到妈妈带着哭腔的电话，他们模糊的邪恶愿望变成现实，却没有人真的敢接受，仿佛接受本身就是一种罪孽。湖边刮大风，又不知道哪里能买到纸钱，我木木地烧了一个英语作业本给她，摆姿势一般沉重。直到几个月之后，我才在食堂里突然哭出来，眼泪掉进铝饭盆里，那一份四块五的糖醋小排我只吃下去一块，泪水毁掉当中所有糖分，那是一份苦涩的糖醋小排，但是我记得它的味道，或者她的味道，不仅仅是停留在文字上的苍白想象。
我在一个寒冷又肮脏的北京冬天里读到赫塔·米勒：“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窗外是吞噬一切的浓雾，雾气中的北京看起来和多年前的小城并无区别，只是不再有一个深深浅浅灰色的球坐在藤椅上，看着我的眼睛。我终于想到那些有她却忘记她的时间，生活充满目的，却失去细节，那些日子就像在无往不利的话语中，坐着冷酷的眼睛，而在其背后，不过是远大前程的虚妄想象，刺穿眼前的一切，在每一个越来越沉默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