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屋

一八九四年的春天，可敬的罗诺德·阿德尔在最不寻常和最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谋杀，这个案子引起了全伦敦的注意，上流社会尤其感到惊慌。警方调查后公布了详细的案情，但有许多细节被删去了。这是因为起诉理由非常充分，所以没有必要公开全部的证据。直到现在——将近十年之后——才允许我来补充一些破案过程中缺失的环节。案子本身是充满趣味的，但比起那意想不到的结局，这点趣味在我看来根本不算什么。在我一生所经历的奇异事件中，这个案子的结局是最令我震惊和诧异的。即使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一想起它来，我依然会感到毛骨悚然，但也同样能重温那种高兴、惊奇而又怀疑的心情。当时这种心情像喷涌的潮水一般，完全淹没了我的理智。请让我向那些关心我偶尔谈起的非凡人物的读者大众说一句话：不要责怪我没有让你们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如果不是他曾亲口禁止这样做，我会把这当成首要的义务。这项禁令是在上个月三号才取消的。

我和福尔摩斯的密切交往使我对刑事案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不难想象的。在他失踪之后，凡是公开发表的案件经过，我都仔细阅读，从不遗漏。为了满足个人兴趣，我还不止一次地尝试用他的方法来解释这些案件，虽然不很成功。不过，没有任何案子能像罗诺德·阿德尔的惨死那样吸引我。当我读到审讯时提出的证据，并据此判决某个或某些不知名的人蓄意谋杀时，我比过去更清楚地意识到福尔摩斯的去世带给社会的损失。我敢肯定这件奇怪的案子中有几点一定会特别吸引他，而且这位欧洲首屈一指的刑事侦探能够凭借自己训练有素的观察力和敏锐的头脑，来弥补警方的不足，甚至先于警方行动起来。我整天都在出诊，脑子里却想着这件案子，而且找不出能够说服自己的充分理由。尽管案子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我还是先把审讯结束时已经公布过的案情扼要地重述一遍。

罗诺德·阿德尔是澳大利亚某殖民地总督梅鲁斯伯爵的次子。阿德尔的母亲从澳大利亚回国来做白内障手术，跟儿子阿德尔和女儿希尔达一起住在公园路四百二十七号。这个年轻人经常出入上流社会，据大家所知，他并没有仇人，也没有什么恶习。他同卡斯特尔斯的伊迪丝·伍德利小姐订过婚，但几个月前双方自愿解除了婚约，之后也没有看出有多深的留恋。他天性冷漠，习惯于一成不变的生活，平日的时间都消磨在一个狭小而保守的圈子里。然而，就在一八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夜里十点至十一点二十分之间，死亡以最奇特的方式突然笼罩在了这个悠闲懒散的青年身上。

罗诺德·阿德尔喜欢玩纸牌，而且经常玩，但赌注从不大到有损于身份的程度。他是鲍尔温、卡文狄希和巴格特尔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遇害当天，晚饭后他在卡文狄希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那天下午他也在那里打过牌。和他一起打牌的莫瑞先生、约翰·哈代爵士和莫兰上校证明他们打的是惠斯特。大家的手气差不多，阿德尔大概输了五镑，不会更多。他有一笔可观的财产，这样的输赢绝不会对他有什么影响。他每天不是在这个俱乐部打牌就是在那个俱乐部打牌，而且总是打得小心谨慎，常常是赢了钱才离开牌桌。证词中还谈到在几个星期之前，他和莫兰上校作为搭档，一口气赢了哥德菲·米尔纳和巴尔莫拉尔勋爵四百二十镑。在调查报告中提到的关于他的近况就是这些。

在出事的那天晚上，他从俱乐部回到家里的时间是十点整。他的母亲和妹妹到亲戚家串门去了。女仆作证说听见他走进二楼的隔音室——也就是他经常当做起居室的那个房间。她已经在屋里生好了火，因为有烟，她打开了窗户。直到十一点二十分梅鲁斯夫人和女儿回来之前，屋子里都没有动静。梅鲁斯夫人想进去向儿子说声晚安，这才发现房门从里面锁上了。母女二人敲门、呼喊都没有得到应答，就找来人把门撞开，只见这个不幸的青年躺在桌边，脑袋被一颗左轮子弹击碎，样子非常可怕。屋里没有任何武器。桌上摆着两张十镑的钞票，还有总共十七镑十先令的金币和银币，这些钱被码成了几堆，每堆数目多少不一。另外有张纸条，上面记录了若干数目字和几个俱乐部朋友的名字，由此推测遇害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现场的详细检查使案情变得更加复杂。第一，没有人知道这个年轻人从里面把门插上的理由。有可能是凶手插上了门，然后从窗户逃跑。从窗口到地面的距离至少有三十英尺，窗下的花坛里开满了藏红花，可是花丛和地面上都没有被人踩过的痕迹，房子和街道之间的狭长草地上也没有任何痕迹。因此，很明显是年轻人自己把门插上的。如果有人能用左轮手枪从外面对准窗口放一枪，而且造成这样的致命伤，那么此人必定是个神枪手。另外，公园路是一条行人川流不息的大道，离这所房子不到一百码的地方就有马车站。这里有人被打死了，一颗像所有铅头子弹那样射出后就会开花的左轮子弹造成了致命的伤害，然而当时却没有人听到枪声，这不是十分离奇吗？由于找不出动机，公园路奇案的这些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没有人听说年轻的阿德尔有什么仇人，屋子里的金钱和贵重物品也完全没有人动过。

我整天反复思考这些事实，竭力想找出一个能解释得通、并且矛盾最少的理论——我的亡友称它为一切调查的起点。傍晚，我漫步穿过公园，大约在六点钟左右走到了公园路连接牛津街的路口。一群流浪汉聚在人行道上，他们都仰头望着一扇窗户。他们向我指出了我特地过来看看的那所房子。一个戴着有色眼镜的瘦高个子——我非常怀疑他是个便衣侦探——正在讲述自己的某种推测，其他人都在围着听。我尽量往前凑过去，但他的议论听起来实在荒谬，我又有点厌恶地从人群中退了出来。就在这么做的时候，我撞到了后面一个有残疾的老人，把他抱着的几本书碰掉在地上。记得当我捡起那些书的时候，看到其中一本的书名是《树木崇拜的起源》。这使我猜测他一定是个穷藏书家，收集一些不见经传的书籍作为职业或者爱好。我极力为这意想不到的事道歉，但不巧的是，我碰掉的这几本书显然在它们的主人眼中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他生气地吼了一声，就转身走开了。我望着他弯曲的背影和灰白的连鬓胡子消失在了人群里。

我多次观察公园路四百二十七号，但这对弄清我所关心的问题毫无作用。这所房子和大街只隔着一道半截是栅栏的矮墙，高度不超过五英尺，因此任何人想进入花园都非常容易。但那扇窗户却完全够不着，因为墙上没有水管或者别的东西可以帮助身手矫捷的人爬上去。我比以前更加迷惑，只得折回肯辛顿。我在书房里待了没到五分钟，女仆就进来说有人要见我。令我吃惊的是，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古怪的旧书收藏家。灰白的须发中露出了他那轮廓分明而干瘦的脸，右臂下夹着他心爱的书，至少有十来本。

“您没想到是我吧，先生。”他的声音奇怪而嘶哑。

我承认没有想到是他。

“我感到很过意不去，先生。刚才我一瘸一拐地走在您后面，碰巧看见您走进这所房子。我对自己说应该进来看看那位好心的绅士，对他说我刚才的态度有点粗暴，但没有恶意，还要谢谢他替我把书捡起来。”

“这点小事您看得太重了，”我说，“可不可以问一下您是怎么认出我的？”

“先生，如果不太冒昧的话，我算是您的邻居，我的小书店就在教堂街拐角的地方。您应该也收藏旧书吧，先生。我这儿有《英国鸟类》、《卡塔路斯》、《圣战》——非常便宜，每本都很便宜。再来五本书您就正好可以把那边第二层的空当填满。现在看起来不太整齐，是不是，先生？”

我转过头去看了看后面的书橱。当我回过头来时，歇洛克·福尔摩斯正隔着书桌站在那儿对我微笑。我站了起来，目瞪口呆地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我好像晕过去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确实有一片白雾在我的眼前打转。后来，白雾消失了，我这才发现自己的领口被解开了，嘴唇上还留着白兰地辛辣的余味。福尔摩斯正俯在我的椅子上方，一只手拿着随身带来的扁酒瓶。

“亲爱的华生，”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说，“我万分抱歉。我完全没想到你会如此激动。”

我紧紧抓住他的双臂。

“福尔摩斯！”我大喊了一声，“真的是你？难道你还活着？你怎么可能从那可怕的深渊中爬出来？”

“等一下，”他回答，“你现在真的觉得自己有精神来谈这件事了吗？瞧我这多此一举的戏剧性出场给了你多大的刺激。”

“我没事了。说真的，福尔摩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伟大的上帝，世界上有这么多人，我却只希望你能出现在我的书房里！”我抓住他的一只袖子，摸着里面那只精瘦有力的胳膊。“不管怎样，你不是鬼。亲爱的朋友，看到你我太高兴了。坐下来，告诉我你是怎么从那可怕的深渊里逃生的。”

他面对着我坐下来，照老样子若无其事地点燃了一支烟。他全身裹在一件卖书商人穿的破旧长外套里，那一堆白发和旧书都放在桌上。他显得比以前更加清瘦、机警，那张鹞鹰似的脸上带着一丝苍白的颜色，使我看出他最近的生活不怎么健康。

“我很高兴能伸直腰，华生，”他说，“让一个高个子一连几小时把身长去掉一英尺真不好玩。至于如何解释这一切，我亲爱的老朋友，咱们——如果我还可以与你合作的话——面前还有一个晚上的艰险工作。或许最好在这项工作完成之后，我再把全部情况告诉你。”

“我很想知道，更希望现在就听到。”

“那你愿意今天晚上和我一起行动吗？”

“只要你希望，无论何时，无论去哪儿。”

“真的还像过去那样。咱们出发前还有时间吃一点晚饭。好吧，就说说那个峡谷。我从峡谷中逃出来并没遇到多大困难，理由很简单：我根本没有掉进去。”

“你根本没有掉进去？”

“没有，华生，我根本没有掉进去。我给你的便条可是千真万确的，当我发觉面目狰狞的莫里亚蒂教授站在那条通向安全地带的窄道上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怀疑自己的末日到了。在他的灰色眼睛中，我察觉到了冷酷的意图。于是我跟他交谈了几句，得到他彬彬有礼的许可，写下了那封后来你看到的短信。我把信、烟盒和手杖一起留在那里，然后沿着那条窄道向前走，莫里亚蒂紧跟着我。我走到尽头就无路可走了。他并没有掏出武器，却突然冲过来把我抱住。他知道自己的一切都完了，因此急于报复我。我们在瀑布边扭成了一团。但是我懂一点日本式摔跤，过去有好几次都用上了这一手。我从他的双臂中挣脱了出来。他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疯狂地踢了几下，双手向空中乱抓。尽管他费了很大的气力，仍然无法保持平衡，于是掉下去了。我探头见他坠下去很长一段距离，然后撞在一块岩石上，又被弹出去，掉进水里。”

我惊奇地听着福尔摩斯边抽烟边做的这番叙述。

“可是还有脚印呢！”我大声说，“我亲眼看到那条路上有两个人向前走的脚印，向回走的一个都没有。”

“事情是这样的。就在教授掉进深渊的那一瞬间，我忽然想到命运给我安排了最幸运的机会。我知道不仅莫里亚蒂曾经发誓要置我于死地，至少还有三个人，他们向我复仇的欲望只会由于他们首领的死亡而变得更加强烈。他们都是最危险的人。这三人之中，肯定有一个能找到我。另一方面，如果全世界都相信我死了，这几个人就会肆无忌惮地活动，很快就会露面，这样我早晚能消灭他们。到了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宣布自己仍在人间。大脑活动起来是那么迅速，我相信在莫里亚蒂还没有沉到莱辛巴赫瀑布下的深潭底之前，我就已经想好了这一切。

“我站起来观察后面的悬崖。在你那篇我几个月后读得津津有味的生动描述中，你断言那是绝壁。你说得不完全正确。悬崖上仍然有几个露在外面的狭小的立足点，并且有一块类似岩架的地方。一直爬上那么高的峭壁显然是不可能的，顺着那条湿漉漉的窄道走出去而不留下脚印也同样不可能。当然，我可以像在过去类似场合做过的那样把靴子倒穿，但是在同一方向出现三对脚印，人们当然会想到这是骗人的手法。所以，总的看来，最好还是冒险爬上去。这可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华生。瀑布在脚下隆隆作响，我不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但是我仿佛听见莫里亚蒂在深渊中对着我尖叫，一点不假。好几次，当我的手没有抓住身边的草丛或是脚从潮湿的岩石缺口中滑下去的时候，我想我完了。我拼命往上爬，终于爬上了一块有几英尺宽的岩架，上面长着柔软的绿苔，在那里可以很舒服地躺下而不被人发现。亲爱的华生，当你和你的随从极其关切而又毫无效果地调查我的死亡现场的时候，我就躺在岩架上。

“你做出完全错误的结论后就离开那里回旅馆去了，最后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以为自己的冒险已经结束，但一个突然发生的事件，使我知道还会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一块巨大的岩石由上面落了下来，轰隆一声从我身边擦过，砸中下面那条小道，又跳起来掉进深渊。一开始，我还以为它是偶然掉下来的。但过了一会儿，我抬头看到昏暗的天空中露出一个人头。这时又落下来一块石头，就砸在我躺着的岩架上，离我的头部不到一英尺。当然，这意味着什么就很清楚了。莫里亚蒂并非独自行动。当他对我下手的时候，还有一个党羽在守望，而我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党羽是多么危险的家伙。他躲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亲眼目睹了他首领的死亡和我逃脱的情况。他一直等待着，然后绕道上了崖顶，企图实现他的首领未能得逞的计划。

“我思考这一切并没有浪费多少时间，华生。我又看到那张冷酷的脸从崖顶向下张望，这是另一块石头将要落下来的预兆。我对准崖下的小路开始向下爬。我不认为自己能非常冷静地爬下去，这比向上爬要难百倍。但我没时间考虑向下爬的危险，因为就在我双手攀住岩架边缘、身体悬空吊起的时候，又有一块石头呼的一声从我的身边落了下去。我爬到一半的时候脚踩空了。上帝保佑，我落到那条窄道上，摔得头破血流。我爬起来就逃之夭夭，在山里摸黑走了十英里。一周之后，我到了佛罗伦萨，这样一来包管世界上谁也不知道我的下落。

“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可以吐露秘密的人——我的哥哥迈克罗夫特。我要再三向你道歉，亲爱的华生，但当时最重要的是让大家认为我死了。如果你不相信我死了，你就一定写不出那篇令人信服的关于我不幸结局的故事来。在这三年中，我几次想提笔给你写信，但总是担心你对我的深切关怀会让你不谨慎地泄露秘密。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今天傍晚你碰掉我的书的时候，我只能避开你，因为当时我的处境很危险，只要你流露出丝毫的惊奇和激动，就可能暴露我的身份，从而造成无法弥补的可悲后果。至于迈克罗夫特，为了得到需要的钱，我必须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他。在伦敦，事态的发展并不如我所设想得那样顺利，因为在莫里亚蒂匪帮案的审理中，漏掉了两个最危险的成员，使这两个与我不共戴天的仇人得以逍遥法外。我在西藏旅行了两年，去圣城拉萨和大喇嘛共度了几日。你也许看过一个叫西格森的挪威人写得非常出色的考察报告，我相信你一定想不到自己看到的正是朋友的消息。然后，我经过波斯，游览了麦加圣地，又到喀土穆对哈里发进行了一次简短而有趣的访问，并把访问的结果告诉了外交部。回到法国之后，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在南部蒙彼利埃的一个实验室里进行煤焦油衍生物的研究。我满意地结束了这项研究，又听说我的仇人现在只剩下一个在伦敦，便准备回来。这时候发生了公园路奇案的消息更使我加速行动，这件案子的真相吸引了我，它似乎给我带来了最难得的机会。我立刻回到贝克街自己的家里，竟吓得赫德森太太歇斯底里大发作。迈克罗夫特把我的房间和我的记录照原样保存着。就这样，亲爱的华生，今天下午两点钟，我发现自己坐在原来屋子里的旧扶手椅上，满心希望能见到我的老朋友华生坐在对面他一向坐的那把椅子上。”

这就是四月里的那个晚上我所听到的离奇故事。如果不是亲眼见到我以为再也见不到的那瘦高身体和热诚面容，我会觉得这个故事纯属无稽之谈。我不清楚他是如何得知我居丧的消息的，他用动作代替言辞表达了自己的慰问。“工作是对悲伤最有效的解药，”他说，“今天晚上，我为咱们俩安排了一件工作，如果咱们能够成功，就不枉活在世上。”我求他讲详细些，但是没有用。“天亮前将要发生的事够你听和看的，”他回答说，“咱们有三年的往事要谈，但只能谈到九点半，就要开始这场特别的空屋历险了。”

真像过去那样，到了九点半，我发现自己紧挨着他坐在一辆双座马车上，我的口袋里装着手枪，心中充满了对即将到来的冒险的激动和兴奋。福尔摩斯冷静而镇定，一言不发。街灯的光芒忽明忽暗地照在他严峻的脸上，只见他皱眉沉思，双唇紧闭。我不知道我们将在伦敦这罪犯充斥的黑暗森林中搜寻什么样的野兽，但从这个狩猎能手的神态来看，我完全相信这是一次十分危险的行动。他那苦行僧般阴沉的脸上不时露出讥讽的微笑，预示着我们的猎物凶多吉少。

我本来以为我们要去贝克街，但就在卡文狄希广场拐角的地方，福尔摩斯叫马车停了下来。我看见他下车时向左右张望了一下，接着又在走过的每条街的拐角上极其细心地观察后面有没有人跟踪。我们走的这条路线无疑是非常偏僻的。福尔摩斯对伦敦的偏僻小道异常熟悉，这一次他迅速而把握十足地穿过一连串我从来不知道的小巷和马厩。最后我们来到一条小路上，两旁都是些阴暗的老房子。我们沿着这条小路到了曼彻斯特街，然后到了布兰福特街。在这里，他快速拐进一条窄道，又穿过一扇木栅门进了一个无人的院子。他用钥匙打开一座房子的后门，我们一起走进去之后，他又关上了门。

里面漆黑一团，但很明显是一座空房子，没铺地毯的地板在我们脚下吱吱作响。我伸手碰到一面墙，上面糊的纸已经裂成了一条一条，向下垂着。福尔摩斯用冰冷的手指抓住我的手腕，带领我走过一条很长的过道，直到我隐约看见门上昏暗的扇形窗才停住。在这里，福尔摩斯突然向右转，我们走进了一个正方形的大空房间，四角很暗，只有当中一块地方被远处的街灯照亮了。附近没有灯光，窗户上又积了一层很厚的灰尘，所以我们在里面只能看清彼此的轮廓。我的朋友把手搭在我肩上，把嘴凑近我的耳朵。

“你知道咱们在哪儿吗？”他悄悄地问。

“那边就是贝克街。”我睁大眼睛透过模糊的玻璃向外看。

“没错。这里就是咱们寓所对面的卡姆登私邸。”

“咱们为什么来这里？”

“因为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面漂亮的建筑物。亲爱的华生，请靠近窗户一点，但小心别暴露自己，再看看咱们的老寓所——你的那么多神话故事不都是从那里开始的吗？让咱们来看看我离开的这三年是不是完全失去了使你惊奇的能力。”

我轻轻地向前移动，朝对面熟悉的窗户望去。当视线落在那扇窗上的时候，我吃惊地叫了出来。窗帘已经放下了，屋里点着灯，明亮的窗帘上清楚地映出了屋里坐着的人。那头部的姿势，宽阔的肩膀，轮廓分明的面庞，谁看了都不会弄错。脸朝向侧面，就像我们祖父母那一辈喜欢装在框子里的一幅剪影，完全就是福尔摩斯本人。我惊奇地把手探过去，想弄清楚他还在不在我身边。他闭着嘴笑得全身颤动。

“看见啦？”他说。

“天哪！”我大声说，“妙极了！”

“我相信自己变化多端的手法并未因岁月流逝和固有的习惯而枯竭。”我从他的话中，听出了这位艺术家对自己的创作所持有的那份喜悦和得意。“的确很像我，是不是？”

“我可以发誓说那就是你。”

“这归功于格勒诺布尔的奥斯卡·莫尼埃先生，他花了几天的时间做模子。那是一座半身蜡像，其余是今天下午我在贝克街自己布置的。”

“你认为有人在监视你的寓所？”

“我知道有人在监视。”

“是谁？”

“我的宿敌——那帮可爱的人，他们的头头现在正躺在莱辛巴赫瀑布下面。你别忘了他们知道我还活着，也只有他们才知道。他们相信我早晚会回到这里，因此不断进行监视。今天早上他们看见我到达了伦敦。”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正从窗口向外看，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派来盯梢的人。这是个对我构不成威胁的家伙，叫巴克尔，以杀人抢劫为业，是个出色的单簧口琴演奏家。我不在乎他，但却非常担心他背后那个更难对付的人。这个人是莫里亚蒂的心腹，也是伦敦最狡猾、最危险的罪犯，更是从悬崖上推下石块的那个人。华生，今天晚上追踪我的人正是他，可他一点都不知道咱们也在追踪他。”

我朋友的计划渐渐显露出来了。在这个隐秘的地方，监视者正在受人监视，追踪者正在被人追踪。那边窗户上瘦削的影子是诱饵，我们则是猎人。我们一起沉默地站在黑暗之中，注视着面前匆匆来去的人影。福尔摩斯不说话也不动，但我能看出他正处在紧张的戒备状态，专注地盯着过往行人。这是个寒冷喧嚣的夜晚，风刮过长长的大街，发出一阵又一阵的呼啸。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而且大都紧裹着外套和围巾。有一两次，我似乎看到了曾经见过的人影，而且特别注意到了两个似乎在附近的门廊里避风的人。我提醒福尔摩斯注意这两个人，但他不耐烦地哼了一声，又继续目不转睛地望着街上。他局促不安地挪动着脚步，手指不住地敲着墙壁，显然开始担心自己的计划不会完全像期望的那样实现。最后，在将近午夜的时刻，街上的人渐渐变少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不安，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我正要对他说些什么，恰巧抬眼望了望对面亮着的窗子，这让我又像刚才那样大吃一惊。我抓住福尔摩斯的胳膊，手指指向前方。

“影子动了！”我喊道。

窗帘上的影子已经不是侧面，而是背面朝向我们。

三年的时间并没有改变他粗暴的脾气，也没有减少他对智力低于他的人表现出的急躁。

“它当然动了。”他说，“华生，难道我是一个可笑的傻瓜，会支起一个一眼就能被识破的假人，指望靠它来骗住几个欧洲最狡猾的人吗？咱们在这屋子里待两个钟头，赫德森太太已经把蜡像的位置改变了八次，每一刻钟一次。她从前面来转动它，这样她自己的影子就不会被人看见。啊！”他忽然倒吸了一口气。在微弱的光线中，我看到他探身向前，身体由于全神贯注而僵硬起来。外面的大街上已经空无一人。那两个人也许还蜷缩在门廊里，但我已经看不到他们了。四周万籁俱寂，除了我们对面那映出人影的明亮的黄色窗帘之外，什么都看不见。一片寂静中，我的耳边响起了福尔摩斯只在极力抑制兴奋时才会发出的细微的咝咝声。不一会儿，他拽着我退到了最暗的屋角里，用手捂着我的嘴。他的手指在颤抖，我从未见过我的朋友这样激动。黑漆漆的大街仍旧荒凉而平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但是，我忽然发现了他那超人的感官早已察觉到的东西。一阵蹑手蹑脚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这声音并非来自贝克街的方向，而是从我们藏身的这座房子后面传来的。一扇门打开然后又关上了。过了一会儿，走廊里响起了蠕动的脚步声。来者竭力不发出声音的脚步，却在空屋中引发了刺耳的回响。福尔摩斯靠墙蹲了下来，我也学着他的样子，手里紧握着我的左轮枪柄。在朦胧中，我看见了一个模糊的人影，比敞开的门外的夜色还要更暗一些。他站立了片刻，然后弯下身子，非常警觉地偷偷走进屋里。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人影离我们不到三码，我已经准备好迎接他扑过来的攻击，然后才意识到他并不知道我们在这儿。他从我们身边走了过去，悄悄靠近了窗户，轻轻地、无声地把它推上去了半英尺。当他跪下来靠着窗口的时候，积满灰尘的玻璃已经不再遮挡街上的灯光，那光芒把他的脸照得清清楚楚。这个人似乎兴奋得忘乎所以，两眼放光，面孔不停地抽搐着。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鼻子又细又凸，前额又秃又高，留着一大撮灰白胡子。一顶可以折叠的大礼帽推在他的后脑勺上，解开的外套里露出了夜礼服的白前襟。他的脸又瘦又黑，布满了凶悍的皱纹。他拿着一根像是手杖的东西，当他把它放在地板上的时候，却发出了金属的铿锵声。接着，他从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一大块东西，摆弄了一阵，最后传来了咔嗒一声，好像有一根弹簧或是栓子挂上了。他依然跪在地板上，弯腰用全身的力量压住一个杠杆似的东西，然后是一阵旋转和摩擦声，最后又是咔嗒一响。于是他直起腰来，我这才看清楚他手里拿的是一支枪，而且枪托的形状非常特别。他拉开枪膛，把什么东西放了进去，又啪的一下推上了闭锁块。他俯下身，把枪管架在窗台上。我看到他的长胡子垂在枪托上，闪亮的眼睛对着瞄准器。当他把枪托紧贴在右肩上的时候，我听见了一声满意的叹息，并且看见了那个特别的目标——黄色窗帘上的人影毫无遮挡地暴露在了枪口前方。他停了停，然后扣动扳机。我的耳边传来嘎的一声怪响，跟着是一串清脆的玻璃破碎声。就在这一瞬间，福尔摩斯像老虎似的扑到射手的背上，把他脸朝下摔倒在地。他立刻爬了起来，使尽力气掐住福尔摩斯的喉咙。我用手枪柄照他头上给了一下，他就又倒在了地板上。当我冲过去把他按住时，我的朋友吹了一声刺耳的警哨。人行道上立刻响起了一阵跑步声，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和一个便衣侦探从大门冲了进来。

“是你吗，雷斯垂德？”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亲自接手了这项工作。很高兴看到你回伦敦来，先生。”

“我觉得你需要一点非官方的帮助。一年中有三件谋杀案破不了是不行的，雷斯垂德。你处理莫尔奇的案子时可不像你平时那样——也就是说你处理得还不错。”

大家都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囚犯气喘吁吁，他的两边各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警察。这时已经有些闲人开始聚集在街上，福尔摩斯走到窗前关上窗户，又放下了帘子。雷斯垂德点燃了两支蜡烛，警察也打开了他们的提灯，我终于能好好地看一看这个囚犯了。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张精力充沛却奸诈万分的面孔。这个人长着哲学家的前额和享乐主义者的下巴，似乎拥有很好的天赋，只是不知道这种天赋是向善还是为恶。可是，只要看看他那下垂而自私的眼睑，那冷酷的蓝眼睛，那凶猛而挑衅的鼻子和那咄咄逼人的浓眉，谁都能认出这是造物主留下的最明显的危险信号。他完全不注意别人，只是盯住福尔摩斯的脸，眼中充满了惊讶和仇恨。“你这个魔鬼！”他不停地嘟囔，“你这个狡猾的魔鬼！”

“啊，上校！”福尔摩斯边说边整理弄乱了的领子，“就像老戏里说的那样，‘不是冤家不聚头。’自从在莱辛巴赫瀑布的悬崖上承蒙关照之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你。”

上校就像一个失神的人，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朋友。他说出口的只有这一句：“你这个狡猾的魔鬼！”

“上校，我还没有介绍你呢，”福尔摩斯说，“先生们，这位是塞巴斯蒂安·莫兰上校，从前在女王陛下的印度陆军中效力，是咱们东方帝国所造就的最优秀的射手。上校，我猜你在猎虎方面的成绩仍然是举国无双吧？”

这个凶恶的老人一声不吭，依旧瞪大眼睛盯着我的伙伴。他那充满野性的眼睛和倒竖的胡子使自己活像一只老虎。

“很奇怪，我这个简单的计策竟然能让这样一个老练的猎手受骗。”福尔摩斯说，“这应该是你很熟悉的方法。你不也会在树下拴一只小山羊，自己带着来复枪藏在树上，等待这只作为诱饵的小山羊把老虎引来吗？这所空屋成了我的树，你就是我想打的虎。你大概还带着几支备用的枪，以防出现好几只老虎，或是自己万一没有瞄准好——当然，这是不太可能的。他们都是我的备用枪，”他指了指周围的人，“这是同样的道理。”

莫兰上校怒吼着向前冲来，但被两个警察拽了回去。他脸上露出的愤怒表情看起来非常可怕。

“我承认你有一招出乎我意料，”福尔摩斯说，“我没有想到你也会利用这所空屋和这扇方便的前窗。我认为你会在街上行动，那里有我的朋友雷斯垂德和他的部下在等着你。除了这一点之外，一切都如我所料。”

莫兰上校转过脸面向警探。

“你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逮捕我的正当理由。”他说，“但至少没有理由让我忍受这个人的嘲弄。如果我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一切都照法律办吧！”

“你说得的确很合理，”雷斯垂德回答，“福尔摩斯先生，在我们走之前，你还有别的话要讲吗？”

福尔摩斯已经从地板上捡起了那支威力巨大的气枪，正在仔细观察它的结构。

“真是一个罕见的武器，”他说，“无声而且威力极大。我认识这位双目失明的德国技师冯·赫德尔，这支枪是他为莫里亚蒂教授特制的。我几年前就知道有这么一支枪，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摆弄它。雷斯垂德，我特别把这支枪，还有这些专用的子弹，都交给你们保管。”

“你可以放心交给我们保管，福尔摩斯先生，”雷斯垂德说，这时大家都已经开始向房门口走去，“你还有什么话吗？”

“我只想问一下，你准备以什么罪名控告他？”

“什么罪名？当然是企图谋杀福尔摩斯先生了。”

“这不行，雷斯垂德。我完全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出面。这次出色的抓捕是你的功劳，而且只是你的功劳。雷斯垂德，我祝贺你！你以一贯表现出的智勇双全抓住了他。”

“抓住了他？抓住了谁，福尔摩斯先生？”

“就是这位所有警察都没有找到的莫兰上校，在上个月三十日把一颗开花子弹装在气枪里，对准公园路四百二十七号二楼正面的窗口开了一枪，打死了罗诺德·阿德尔。就是这个罪名，雷斯垂德。现在，华生，如果你能忍受从破窗口吹进来的冷风，不妨到我的书房去抽一支雪茄烟，待上半个小时，这样可以让你消遣一下。”

多亏迈克罗夫特的监督和赫德森太太的直接照料，我们的老房间完全没有改变它的样子。我一进来就意识到屋子整洁得让人有些不太习惯，但一切原有的标志依然如故：这个角落是做化学实验的地方，放着那张经过酸处理的松木桌；那边架子上摆着一排大本的剪贴簿和参考书，记载着那些很多伦敦人想要烧掉才安心的东西。我环视四周，挂图、提琴盒、烟斗架，就连装烟丝的波斯拖鞋都赫然在目。屋子里已经有了两个人：一个是在我们进来时笑脸相迎的赫德森太太，另一个是在今晚的冒险中起了很大作用的假人。这个上过颜色、做得惟妙惟肖的福尔摩斯蜡像搁在一个小架子上，披了一件他的旧睡衣，从大街上望过去，和真人一模一样。

“一切预防措施你都遵守了吗，赫德森太太？”

“按照你的吩咐，我都是跪着干的，先生。”

“好极了，你完成得非常好。你看见子弹打在什么地方了吗？”

“看见了，先生。恐怕子弹已经打坏了您那座漂亮的半身像。它恰好穿过头部，然后撞在墙上砸扁了。这是我在地毯上捡到的，给您吧！”

福尔摩斯伸手把子弹递给我：“一颗铅头左轮子弹。真巧妙，谁能发现这样的东西是从气枪里打出来的？很好，赫德森太太，我非常感谢你的帮助。现在，华生，请你坐在自己的老位子上，有几个要点我想和你讨论一下。”

他已经脱掉那件旧礼服大衣，换上从蜡像上取下来的灰褐色睡衣，又变成了往日的福尔摩斯。

“这个老猎手居然手还不抖，眼也不花，”他一边检查蜡像破碎的前额一边笑着说，“子弹从头后的正中位置射入，恰好击穿大脑。从前在印度他是最好的射手，我想在现在的伦敦也很少有比他强的。你听说过他的名字吗？”

“没有。”

“好吧，好吧，看看这名声！不过，如果我没记错，你过去也没听过詹姆斯·莫里亚蒂教授这个本世纪大学者的名字。请把我那本传记索引从架子上拿下来给我。”

他坐在椅子上，把身体向后靠了靠，大口喷着雪茄烟，懒洋洋地翻着自己的记录。

“我收集在M部的这些材料都很不错。莫里亚蒂这个人无论摆在哪里都是出众的。这是放毒犯莫根，这是给人留下极为不快的梅里丢，还有马修斯，就是他在查林十字广场的候诊室里打掉我左边的犬齿。最后这位就是咱们今晚见到的朋友。”

他把本子递给了我，上面写着：英印俱乐部，坦克维尔俱乐部，巴格特尔纸牌俱乐部。

 

塞巴斯蒂安·莫兰上校，无业，原属班加罗尔工兵一团。一八四〇年在伦敦出生，系原任英国驻波斯公使、第三等巴斯勋爵士奥古斯塔斯·莫兰爵士之子。曾就读于伊顿公学、牛津大学。参加过乔瓦基战役、阿富汗战役，在查拉西阿布（派遣）、舍普尔、喀布尔服过役。著作：《喜马拉雅山西部的大猎物》（一八八一年）、《丛林中三月》（一八八四年）。住址：管道街。俱乐部：

 

在这页的空白上，有福尔摩斯清晰的笔迹：

 

伦敦第二危险的人。

 

“真令人吃惊，”我把本子递回给福尔摩斯的时候说，“他的职业还是体面的军人呢。”

“的确如此，”福尔摩斯回答，“而且在某方面干得不错。他一向很有胆量，在印度还流传着他爬进水沟去追杀一只受伤的吃人猛虎的故事。华生，有些树木在长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会突然变成难看的古怪形状；这一点你也常常会在人的身上看到。我有个理论——一个人在成长中会重现他历代祖先的全部发展过程，而像这样突然地变好或者变坏，就显示出了他的家族中的某种影响——个人似乎成了家族历史的缩影。”

“你这个想法真有点异想天开。”

“好吧，我不坚持。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莫兰上校开始堕落了。他在印度虽然没有什么公开的丑闻，但仍旧闹得失去了容身之地。他退伍了，来到伦敦，又搞得名声很坏。就在这个时候，他被莫里亚蒂教授挑中了，一度成为了莫里亚蒂的参谋长。莫里亚蒂非常大方地为他提供经济资助，而且只用他做一两件普通匪徒承担不了的非常高级的案子。你可能还记得一八八七年在洛德的那件斯图尔特太太被害的案子。记不清了？我可以确定莫兰是主谋，但一点证据都找不出来。上校隐藏得非常巧妙，即使在莫里亚蒂匪帮被一网打尽的时候，我们也无法指控他。你还记得那天，我到你的寓所去，为了防备气枪，我不是关上了百叶窗吗？你肯定觉得我是在异想天开。但我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因为我已经知道有这样一支不平常的枪，而且知道在这支枪的后面是一位全世界第一流的射手。在瑞士的时候，就是他和莫里亚蒂一起跟踪着咱们。毫无疑问，就是他，给了我在莱辛巴赫悬崖上那不愉快的五分钟。

“你可以想到，我住在法国的时候注意看报，就是为了寻找机会制伏他。只要他还在伦敦逍遥法外，我活在世上就没有价值。他的影子会日夜纠缠着我，而且迟早会对我下手。我能拿他怎么办呢？总不能一看见他就开枪打他，那样我自己就会被送上被告席。向法官寻求帮助也无济于事，他们不能因为没有根据的推测就采取行动。所以我一筹莫展。可是我留心着报上的犯罪新闻，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抓住他。后来我看见了罗诺德·阿德尔惨死的消息，我的机会终于来了。就我知道的那些情况来看，这不明摆着是莫兰上校干的吗？他先和这个年轻人一起打牌，然后从俱乐部一直跟到他的家里，对准敞开着的窗户开枪打死了他。这是毫无疑问的，光凭这种子弹就足以送他上绞架。我马上回到伦敦，却被那个盯梢的人发现了，他当然会告诉上校注意我的出现。上校不可能不把我的突然归来和他犯的案子联系在一起，于是马上警觉起来。我猜准了他会立刻想办法把我除掉，而且为了达到目的，他会再拿出这件凶器来。我在窗口给他留下了一个明显的靶子，并预先通知苏格兰场可能会需要他们帮助（对了，华生，你准确无误地看到他们待在那个门廊里）。然后，我找到了那个在我看来万无一失的监视点，却没想到他也会挑那个地方来袭击我。亲爱的华生，还有什么别的需要解释吗？”

“有，”我说，“你还没有解释莫兰上校谋杀罗诺德·阿德尔的动机。”

“啊，我亲爱的华生，这一点咱们只能推测，而在这方面，即使逻辑性最强的头脑也有可能出错。每个人都可以根据现有的证据做出自己的假设，任何人的假设都有可能是对的。”

“那么，你已经作出假设了？”

“我想，说明案子的事实并不难。我们从证词中得知，莫兰上校和年轻的阿德尔合伙赢了一大笔钱。不用说，莫兰做了弊——我很久以来一直知道他打牌作弊。我相信，就在阿德尔遇害的那天，他发现了莫兰在作弊。很可能他私下跟莫兰谈过，还恐吓要揭发莫兰，除非莫兰自愿退出俱乐部并答应从此不再打牌。像阿德尔这样的年轻人不太可能立刻去揭发既有点名气又比他年长的莫兰，这会闹出一件骇人听闻的丑事。大概他就像我估计的那样做了。对靠打牌骗钱为生的莫兰来说，退出俱乐部就等于失去了一切。所以他杀了阿德尔，那个时候阿德尔正在计算自己应该退还多少钱，因为他不愿意从搭档的作弊中获利。他锁上门是为了防止他的母亲和妹妹突然进来，逼他说出那些人名和硬币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样说得通吗？”

“我相信你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这会在审讯时得到证明，或者遭到反驳。与此同时，无论发生什么，莫兰上校也不会再打扰咱们了。冯·赫德尔有名的气枪将为苏格兰场博物馆增色，福尔摩斯先生又可以献身于伦敦错综复杂的生活所引起的大量有趣的小问题了。”

 

 

 

福迷笔记

篇名：空屋

原名：The Adventure of the Empty House

首次发表：英国《海滨杂志》，一九〇三年十月；美国《科利尔杂志》一九〇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首次插画：西德尼·佩吉特（《海滨杂志》）；弗雷德里克·多尔·斯蒂尔（《科利尔杂志》）。

首次中译《：再生第一案》，奚若译，收录在小说林一九〇四年发行的《福尔摩斯再生案》第一册中。

发生时间：一八九四年四月五日（星期四）。

提到的未刊案件：梅里丢案、放毒犯莫根、马修斯案。

福尔摩斯：离开瑞士在西藏待了两年。经过波斯，在法国蒙彼利埃用几个月时间研究煤焦油的衍生物。他在本篇中引用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台词（出自《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穿一件褐色睡衣。

华生：住在肯辛顿并且开业行医，妻子在一八九四年之前便去世了。看到福尔摩斯重生第一次晕倒。

伪装：藏书家、挪威探险家西格森。

备注：福尔摩斯的复生原非柯南·道尔本意，因此在本篇中他勉强自圆其说，但还有不少漏洞。例如，为何莫兰上校不在莱辛巴赫瀑布给福尔摩斯一枪；福尔摩斯提到的日本式摔跤直到一八九九年才在英国出现，一八九一年福尔摩斯怎么会知道等等。

创作本篇的缘起是美国《科利尔杂志》请求柯南·道尔让福尔摩斯复生。由于杂志给出了相当丰厚的稿酬，柯南·道尔难以拒绝，于是创作了《归来记》系列。最早说好写六篇小说，稿酬两万五千美元（五千英镑）；后来总共写了十三篇小说，稿酬四万五千美元（九千英镑），这还不包括《海滨杂志》的稿酬。《海滨杂志》提供的稿酬也是破天荒的，达到千字一百英镑。本篇故事的构思来自柯南·道尔的第二任妻子简。

在柯南·道尔自选的十二篇最佳中（不包括《新探案》中的故事），《空屋》名列第六。

从本篇开始，美国版福尔摩斯故事由弗雷德里克·多尔·斯蒂尔绘制插画。他以著名演员威廉·吉尔特扮演的福尔摩斯为原型创作插画，是唯一能和西德尼·佩吉特相提并论的福尔摩斯插画家。